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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的民法学研究
2020年03月09日 17:13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沃耘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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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民法典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民法学研究者的夙愿。但是,民法典的出台绝非中国民法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如何以中国自己的民法典为蓝本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民法研究与教学,成为民法学界面临的更为紧迫的任务。应当看到,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法律制度已经被深深烙上了本土化的印记,尽管中国的民事立法从域外吸纳了许多非源于本土的民事制度,但是,本土化对中国民法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法律移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已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仍然保留了许多独属于中国的民事制度,即使那些移植过来的民事制度,在法律的适用层面,也被加入了很强的“中国特质”,民事法律实践证明,脱离了“本土化”的“舶来品”,无法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

  一、民法研究要充分重视本土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古代诸法合体,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对民事制度的影响悠远绵长。在民法典起步阶段,许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法律文化背景之下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法文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华民族法治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也逐渐渗透进入民法研究与教学,越来越多的民法学研究者意识到,民法典要为中国的老百姓解决纠纷,要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就绝不能搞全盘“西化”,民法典体现“中国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关注和汲取本土传统法律文化。具体表现为:

  第一,礼与法的紧密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调以“礼”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以利益的压抑和权利的放弃为特征的“义务本位”曾被许多民法学者所诟病,认为儒家的“礼”与现代民法“权利本位”的理念背道而驰。然而,儒家的思想中“重礼轻利”的法律文化在中国民法中仍然有“发扬光大”的空间,例如,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的无因管理、财产代管人、非亲属监护人制度等,对于上述“等价有偿”原则的例外情况,民法研究要在弘扬“大公无私”的传统本土文化的同时,兼顾现代民法普遍认可的利益衡量。

  第二,集体本位的立法理念。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强调社会规范要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设计个人权利,这一理念可以“修正”为民法的社会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里的环境权或者生态权,是一项新型的社会本位下的权利范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不再是单纯的道德义务,而上升为具有强制力保障的法律规范。

  第三,民事习惯的法源地位。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公序良俗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维护社会交往、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伦理化规范。这种伦理化规范已成为一种民族自觉,内化到全民族的日常行为模式、价值评价体系当中,法官可以直接援引民事习惯来裁决案件。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民事习惯的效力与识别等具体问题,相关民法学研究仍然离不开中国本土法律文化的范畴。

  二、民法研究要充分重视本土特有民事制度的沿革与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就要求民法典的编纂以及民法学的研究既要尊重普遍适用的规则,还要构建与我国国情相契合的民事制度体系。民事立法要体现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民法研究更要着眼于对中国特色民法的正确诠释。中国的民法典起步虽然晚于西方,但中国传统的民事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域外制度的吸收借鉴、发展创新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中国原创”,例如,绿色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监护制度、侵权责任体系、英烈权益保护等。中国的民法学研究,要充分重视这些“如土生土长”的“原生”民事制度,通过不断地继受、优化与创造,移风易俗与改革创新同步进行,将本土制度的特色恰当地融入民法精神体系之中,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科学的社会主义民法体系。

  三、民法研究要充分重视“舶来”制度的本土化

  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各国之间的法律移植在所难免,但是,对待“舶来”制度,只有结合中国本土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的现状进行综合改造和转化,才是正确的、适宜的。这是因为:

  首先,民法典对域外制度的移植是主动的、有选择的。近现代中国民事立法中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发生在《大清民律草案》、《民法通则》和民法典的起草过程中,除了《大清民律草案》是面对外部列强压力而进行的被动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即将颁行的民法典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上制定的。对待法律移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从有利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出发,在坚持民族独立的态度和立场下,有条件、有选择地接受域外制度,并将这些制度加以改造,使之能够与本土化协调与衔接。

  其次,法律移植必须兼顾本土化与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法典的出台,也是民事立法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待法律移植的问题上,一方面,要能够鉴别“舶来”制度是否具有“先进性”,是否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另一方面,需要改良那些创设已久的外来民事制度,使其在中国的土壤里焕发新的生机,为实现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作用。

  四、民法研究要充分重视科研成果向本土法学教育的转化

  中国民法的繁荣离不开本国民法学人的代代传承,民法研究要为本国民法人才的培养服务,不仅要立足本土进行民法研究,更要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本土的民法学教学内容。法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学均要改变长期以来片面重视罗马法、外国民法等课程的现象,要在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中设置“中国民事制度史”“中国民事习惯”等单元,充实我国传统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文化的内容,补足民法学历史、文化素材。这有助于启发和引导法学专业学生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精华,客观评价域外民事法律制度,树立民法学学习与研究的“本土化”思维,最终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作者为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沃耘 工作单位: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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