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也对此展开了越来越密集的观察和研究。他们由此而提出的评论，有些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误解和曲解，是负面的，但也有许多是正面的，是反映事情的真相和本质的。全面了解这些评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有益的。本文展示了国外在六个热点问题上所作的评论。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把西方民主奉为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并据此而指责中国政府在改革中采取“先经济、后政治”乃至“经改政不改”策略。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中国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2008 年第1 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说，中国目前所讲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定义有所不同，他们坚称实行“审议”形式的政治(即允许公民个人和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多党公开竞争权力更合适。中国在地方选举、司法系统改革和加强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是在向一种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转变。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的郑永年在2008 年1 月15 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的《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一文中说，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的原因。他的结论是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地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8 年8 月15 日的法国《世界报》上发表《西方民主，前途未卜》一文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醉心于现代化的新兴国家，同时想以西方模式为榜样；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心生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因为放弃民主并不一定阻碍发展，甚至可充当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对于另外一些社会来说，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野村市场研究所高级教授关志雄就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明显地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杜平更在2009 年4 月3 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的《世界的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美国终结了旧秩序，而中国模式成为复苏亮点”的观点。他说，由于美国金融体系引发了全球性金融灾难，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受害者，因而曾被视为楷模的美国发展模式，至今备受世界的指责，而中国模式尽管还存在不足，需要校正和改良，但其成功却是任何人都不该否认和蔑视的。假如没有中国模式，当前的全球经济就将更加死气沉沉，其复苏前景就必定少了一个希望、少了一个动力。

　　与此同时，国外的许多评论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模式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机会。例如，杜平在2009 年3 月6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一文认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原来成功的“中国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背后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经不起外部冲击。中国特色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庞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市场，海外市场一旦靠不住，中国模式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纵观世界政经形势，所有曾经成功的模式，都被金融风暴打得千疮百孔，所有的模式都在金融危机中重新洗牌，这对中国固然是一大挑战，但也是一大机遇。从短期看，唯有中国特色最具备重新崛起的潜能。郑永年教授在2009 年2 月3 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一文认为，目前的危机如果应付得好，的确可以成为千载难逢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好机会。他说，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的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经济体。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关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重心东移

　　早在十多年前，1995 年6 月9 日的德国《时代》周报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亚洲——伙伴还是对手》的文章，提出了世界重心重新东移的发展动向: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人类历史的重点在几千年过程中日益由东向西转移，它起源于亚洲的内陆草原，然后移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然后又越过希腊和罗马，向西北欧推移，最后在2000 年前跨过大西洋。今天，许多人预料，历史的重点将再次向东移动，即从北美移向太平洋-亚洲地区。而在亚太地区，尤以中国最为突出。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全球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文中说过，倘若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活力得以持续，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甚至可能超过今日所有富裕工业国家的总和，“世界上最后的共产党政权，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经济。下一个世纪再回顾此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决定20 世纪后半期全球大势最重要的经济因素。”

　　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7-2008 年间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全球重大力量的转移。在2007 年12 月22 日发表于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一个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一文中，他说，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2008 年可能会目睹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奥运会将成为中国期待已久的首次亮相机会，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想想一年来的事实吧。2007 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 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五种基本食品中的四种食品、能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均超过了美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指出，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四十年中大约提高了50%，而在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上涨一百倍!中国用二十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学者胡安·加夫列尔在2008 年10 月6 日的墨西哥《改革报》上发表了《对美国霸主的打击》一文，揭示世界权力东移过程的本质。他指出，从美国开始的这场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过程的加快。导致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世界发展动力从大西洋中心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当美国和欧洲纷纷放弃积极的工业政策而满足于金融投机时，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却在重组生产基础、加快发展技术能力、加大参与世界贸易并提高国际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