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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2018年12月17日 20: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同舫 字号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历史唯物主义;全球治理;治理体系;利益;建构性世界观;市民社会;秩序;交往

内容摘要:真正的问题在于建构性地阐发全球化,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带给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历史唯物主义;全球治理;治理体系;利益;建构性世界观;市民社会;秩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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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

  1. “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与理解。市民社会就是私人等级,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直接性与本质性的等级。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着等级性,等级结构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结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随之嵌入到“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并历史性地建构出一个世界市场,但它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合理化的全球善治秩序,反而使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始终只能是部分霸权主义国家的附属品。

  2. “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逐渐具备世界历史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也不再只是某些霸权国家的附属品,而是愈发成长为不由单一主体成员主宰的独立自主的世界体系。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不再是为霸权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资本体系,而是奉行双赢、多赢和共赢的新理念,力求打造出由各国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在共同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意义就在于,把现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所掩盖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揭示出来,从而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反抗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结束那种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通道。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

  1. 资本逻辑与异己力量的形成。从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最终促成的世界历史不同于以领土占有和宗教统治为主导的古代或中世纪历史,它是以贸易自由和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现代历史。但自20世纪以来,日益一体化、同质化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不仅没有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主体性解放,反而成为了人类自身的异己性压迫力量与强制力量,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异己性支配秩序”,出现了“抽象成为统治”的最根本事实。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虽然每一个主体成员在摆脱种种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局限之后,与整个世界市场的物质、精神生产都发生了实际联系,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这种实际联系却衍生出一种完全异己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这种完全异己的力量往往被抽象的思辨方式想象为“世界精神”的圈套,从而把对世界秩序的理论解释引向了神秘主义的方向。但是,“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并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共享性的交往秩序体系。在这一交往秩序体系中,“人类”有可能实际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生存和发展活动,即在普遍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体来实现自身本质的活动,从而规定和展示自身的“类本质”。

  2. 普遍交往与共同利益的建构。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交往”与“普遍交往”占有独特的地位,构成了其分析社会历史的突破口之一。“交往”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本源性的意义,是一种“类活动和类享受”以及“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也就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是人的本性或人的本真形态。

  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中,“交往”的落实形成了一种理念与事实相背离的国际秩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中,每个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的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则成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而且其“共同性”水平不仅没有超越特殊利益,反而受到特殊利益的制约。

  为了超越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形式,人们必须在深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推动人类形成新的共同体,即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共享全球发展成果的主体成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具有更高水平“共同性”的“人类利益”成为具体的现实。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对人们在全球交往关系中的现实地位进行具体分析,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重塑一种能够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关系结构。

  全球化的构成分析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化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危机、霸权主义危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将全球化具体地区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和“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次。前一个层次指的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后一个层次指的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的“社会形式”。这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动力之源,具有根本性,为后者的建立提供物质性支撑;后者是前者的阶段性文明结晶,具有衍生性,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价值正当性论证。

  在当前历史时期,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发挥其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提供价值正当性论证,帮助人们应对和解决在“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上已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种价值正当性论证形成一种公平合理的全球性有机公共生活,创造一种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世界秩序。为实现这一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任务在于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自觉秉持一种更加能够丰富人的本质之现实性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建构能够驯服和驾驭资本、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共享型全球治理机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效应: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较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结构性转变、拓展与提升,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心从批判性世界观转变、拓展和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所谓“建构性世界观”,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预见性地判断、阐明和规划由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以下几项基本特征。

  首先,“建构性世界观”的主体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次,“建构性世界观”的核心关切是提升人类共同性水平、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最后,“建构性世界观”的伦理信念是推进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建设。

  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往往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全球化,而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建构性地阐发全球化,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带给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建构性世界观”的伟大理论任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李潇潇 摘)

  

作者简介

姓名:刘同舫 工作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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