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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 “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
2018年12月17日 23: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韩军 刘润娟 张俊森 字号

内容摘要: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对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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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影响着收入分配,但已有文献中关于对内改革的研究很多,对外开放的研究却并不多见。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对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外开放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笼统地说对外开放缩小收入差距,或者对外开放扩大收入差距,都过于单线条和简单化。为此,本文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基于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两大重要事件——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入世”,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使用多年份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就对外开放对全国总体、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作全方位检验,以便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对外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对外开放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

  对于总体(包含城市和农村)层面的分析,我们采用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回归结果表明:从“南方谈话”后第一个阶段的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并未造成收入差距上升,反而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下降。就总体来说,对外开放带来了高影响地区中低收入的显著提高,特别是相对于不显著的高端收入上升而言。应当说,这样的结果基本符合赫克歇尔—俄林理论预测,即对外开放初期确实会造成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的需求和价格上升,对中国来说,就是中低端劳动力工资的上升。

  从“入世”后第二个阶段的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对最高端和最低端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对中端工资呈微弱负面影响。这个结果说明,内陆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带来了该地区中高端工资的较快增长,反映在全社会,就是相对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中端工资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下降。就总体而言,“入世”拉大了中高端工资的差距,因为第90百分位的系数不显著,而第50百分位的系数显著为负。

  中国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分配存在很大差异,以上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归于城市,多大程度归于农村,值得深入推敲,需分别分析对外开放对城市以及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

  对外开放对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韩军等的论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城市住户调查(UHS)数据,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南方谈话”影响的分析表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市的收入差距,与传统理论预测相同。但是基于“入世”影响的分析与传统理论预测相反,也与以上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分析结果不同。韩军等发现,对外开放造成了城市收入差距的拉大,反映为中低和中高端的收入差距都在拉大。“入世”使高端收入拉升最快,而“南方谈话”使中低端收入得益最多。假设供给并未发生很大变动,劳动力群体的收入变化反映了市场对于这部分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对应于不同时期比较优势而言的不同劳动力的需求变化,“南方谈话”后的比较优势集中于中低端劳动力,因而增加了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入世”后,随着比较优势的升级,中国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急遽增加。此外,农村劳动力进城也给城市内的低技能劳动力带来一定冲击,使得城市低技能劳动力未能充分分享“入世”带来的利得。

  对外开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们使用CHNS数据考察对外开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对外开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像城市那么显著。其中,“南方谈话”对农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端收入(第90百分位),对中低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南方谈话”主要增加了农村高端收入,从而拉大了农村的收入差距。而“入世”主要增加了中端(中位数)收入,对低端收入和高端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这样的结果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沿海地区的农民就业机会比内陆多,因而享受到了高端收入的较快增长。而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产业升级带来的原有比较优势产业(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内迁,也给内地农村的中端劳动力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提高了他们的收入。

  总体而言,“入世”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像城市那么显著,但其对农村的中高端收入的影响明显,从而拉大了农村的收入差距。对外开放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快速增加了农村的高端收入,并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端收入也逐渐增加,因此在整体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福利。但低端收入人群受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依然不显著,相关政策还需要顾及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

  小 结

  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分析对外开放如何影响收入差距的时候,需要将城市和农村区别考察,因为它们对中国经济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不同的。归纳起来,本文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

  第一,“南方谈话”后的对外开放,缩小了城市的收入差距,拉大了农村的收入差距。前者的原因在于,对外贸易以及引进外资促进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增长,由此增加了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后者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等带来了农村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快速增加。“南方谈话”对于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分配影响不尽相同,拉大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高收入的增长,造成在总体上的中端收入群体扩张,因此总体的收入差距也会因此减小。在此阶段,对外开放对城市和农村的影响都引起了总体收入差距的降低。

  第二,“入世”后的对外开放,扩大了城市收入差距,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大。前者的原因在于,比较优势变化引起的产业升级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后者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农村中端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村中端收入位于中国经济总体的中低端,其快速增长弥补了总体比较低端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低端收入与其他群体的差距。

  第三,“入世”后的对外开放,对城市和农村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同。一方面,对外开放增加了城市高端收入,从而拉大了总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村中高端收入和城市中端收入,带来了总体中端收入人群的扩张,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总体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两种正负效应综合起来,导致“入世”后的对外开放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微弱。

  第四,就“南方谈话”和“入世”这两大事件的影响而言,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农村收入水平的快速上升,都对缓解总体收入差距扩大起了显著的积极作用。总体收入差距受对外开放的影响都比较微弱,农村收入尤其是中高端收入的提升对此功不可没,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劳动力的流动。受“入世”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影响,城市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受两个对外开放阶段的影响,农村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但农村中高端收入与城市中低端收入的提高,对总体收入差距的降低起到了相当明显的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二元结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在中国的体现和运用不尽相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中低端劳动收入提升,反映在中国,就是农村中高端收入和城市低端收入的上升。而随着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的比较优势也相应升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在中国城市的体现和运用,进而表现在城市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其趋势逐渐贴近西方发达国家状况。

  本研究发现,对外开放本身增加了农村中高端收入,对于收入差距起到相当明显的降低作用。收入差距的恶化,可能来自农村中低端收入状况相对而言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如果能够改善农村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将会改善总体收入差距。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城市的低技能劳动力在对外开放中的获益比中高技能劳动力低,而农村劳动力进城对城市低端技能劳动力也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因此,还应努力提高城市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梁华 摘)

作者简介

姓名:韩军 刘润娟 张俊森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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