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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国家治理之“道”
2018年12月17日 22: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文喜 字号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政治;国家制度;民族;市民;利益;治理体系;依法治国;现代化

内容摘要:国家治理问题正在上升为一个倍受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但问题的理论阐释,不仅在于围绕学科构成的领域展开,更为首要的前提是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依据”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政治;国家制度;民族;市民;利益;治理体系;依法治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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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治理问题正在上升为一个倍受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但问题的理论阐释,不仅在于围绕学科构成的领域展开,更为首要的前提是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依据”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若要对“治理”达成实践上和合理意义上的理解,当然不能停留于浮泛的表面,而须与政治哲学理论联系在一起,让其从属于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此种传统假定“治理”即在国家机构框架内的“治理”。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很难设想国家治理科学可以没有任何政治之道(理念或目的)。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价值恰恰在于:肯定国家是具有某种约束性强制规范的有效性的政治之创立者和维护者。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无原则地否定阶级矛盾,必然导致政治法理方面的错误认识,“统治,抑或治理”之二元对立问题便得不到根本解决。因此,马克思的看法依然有效,“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的样貌,“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就现代政治的这一特点而言,维护私人利益就变成了公共事务。对此若无清醒认识,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治理体系。

  要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念思想,首先要弄清楚它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崭新思想新在何处?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民族性存在与社会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与国家制度的结合问题,今天同样使用“state”(国家)、“institution”(制度)、“nation”(民族)这些兼有以民族征服各国的欧洲历史影响力和现实内涵的词语,是很不现代化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区分我们的概念和语言试图用以确定存在的那些历史进程与对语言之存在的直观。在关乎国家制度和特定民族命运问题上,任何概念性的词和语言绝对不是空洞的和贬义上抽象的东西。

  其实,在有效治理国家能力建设上,所有的国家“尤其现代发达的国家,在自身中总含有它存在的本质的环节。”一种国家制度并不是指以类观之的普遍性,而是指每个国家运行、治理、发展和衰落的方式,那么任何国家治理模式中所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元素,便是创造这种模式的民族和文化。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话语权就在我们民族自身健康的机体内部。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来说,民族性原则是出自对于世界历史进程洞察的努力。一个民族越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人类普遍发展就越有助益,也就越会因为自己的特点而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这个民族就越能够倾向于尊重地对待其他民族的特点连同它的局限。所以,从曾经共同感受到的民族屈辱绝望命运中,我们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今天的中国道路正在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影响中滋长和延续。

  而在所有问题当中,我们必须理解何为一个治理得“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好的”或“适合的”东西,有许多因素支撑,并且明显地存在着重大意见分歧。对此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的见解是依据市民社会支撑国家的治理能力来进行的考察。说市民社会总是作为国家的矛盾因素,作为对抗、反对、摆脱国家、政府或国家制度的一种实在,因此,要认可对国家进行批判,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经济的、宗教的对立的控制。当然,这不过是某些想法而已,对于国家制度基础而论,任何国家——即使自由主义国家——都必定令“反国家的因素”“表现为一种普遍光芒照不到的、远离公开自由的发表场所而被赶进政府批评家的办公厅里去的特殊东西。”因此,意欲认同市民社会的实在性力量,却建立在“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之上是不成的。

  如果我们现在把可以呈现出不同角度的市民社会称为以私人利益为取向的公共领域,并且它是把私人利益当作国家利益来捍卫的领域,那么人们在历史逻辑中看到的,只有一群群自利的人才会把它当作原则、行为规范或内在合理性。显然,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不缩小为私人利益,即缩小为一种把所有其他人排斥在外的一个个小集团利益,社会主义便不能再纠结于把私人利益追逐当作国家治理化的依据。而这一点恰恰是从本质上说,国家公共利益意味着依法治国,因为它把法律感和社会感包蕴其中。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方面,我们所谈的一切,说明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关系,也说明了它只是属于治理的特定的图式,即自由资本主义。它所提出的实现自由理想的秩序创造本身是合理的,但其要求的特殊化和个体化从根本上与实现给全社会提出的任务则相矛盾。与此相反,我们寻求的理想秩序是建立在现实性之上的。无论如何,现实的秩序价值的担当者必须是超个体的管理(治理)机构,即“社会”或“国家”。因此,我们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另一种治理的图式,要从中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个新的治理问题域,而且它是根植于社会主义的历史生机和活力之上的。中国当今所有政治哲学、法哲学等等的讨论都将国家制度建设看的最为重要。这一点无庸多说。我们只是期望,这些讨论能够提出更全面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能够更充分认识到它容易面临时代错置的危险。

  因此,我们理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致应该包括以下诸项:使用所有那些介于数学科学和社会技术之间的计算方法;策略、网络安全、外交手腕;人的数字化;掌握并发展政治经济学、大地测量学、人口统计学以及劳动组织学等等学科;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财政税收制度;发达的冶金技术;关系国家生存的真正现代化武器;现代先进的商业法律;司法和治安;工程师、农学家等专家治国术;公务员专门化的考试制度;能够反映真实的市场经济;追求实际利益的国家观;自由的舆论环境;对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公开讨论,等等。一般说来,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我们方可说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了。今天,当我们努力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理的实体性内容的必要性时,并转而认识到,纵是我们怎么样主动或被动地去“适应”或“凑合”这些国家的现代形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样不会发展起来。正好相反,在我国上述种种国家现代形式须经过种种力量的争执和对抗,将我们重新又带回到自己民族的根基上来,或由以显示出中国道路的根据。

  对于正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来说,目的性的理想(“道”)的思考今天应居首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之道,不仅要肯定作为一个具有最高包容性的社会主义的、“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概念,而且要肯定一种非常现代的、社会与个人、法律制度与治理术的辩证统一的国家伦理。这可能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实质。这里,我们应特别重申的是,中国自身政道和治道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与儒道法三家的政道和治道(“德化”、“道化”和“物化”)相对来说,把凡是缺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性质的政治思想一概称为没有民主的政治是不正确的。就这个时代而言,西方的民主正在为忽视现代人心灵对团结和互助的渴望提供哲学支持的行为付出代价。当中国治理的因素正在作为有益成分融入人类世界的共同治理时,毫无疑问,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治理”是当代世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种特殊的、正在发展和崛起的模型,远远超过迄今所谓“中国模式”的发现。

  在今天流行的观念中,治道首先被认为是“依法治国”。直截了当地说,一种国家治理理论只有成为国家—法理论时才有落实处。这一特点完全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忽视在治道上直接包含的政治意义。在我国现实政治中,“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它是真实的、有活力的。真正的本性首先存在于我们的国家民族生活上,它的出现是民族的历史和整个现实形势的必然。事情在于,政道不单纯是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反映,而且也表现为它为之满足着、一片国土承载着的民族所依存的那个历史中的社会现实状况。一部现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使我们有理由保持此种政治觉悟: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指的“正道”,须通过落实为执政方法和政治体制才能显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李潇潇 罗浩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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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文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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