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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
2018年12月17日 22:2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徐显明 字号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法律体系;改革开放;法治体系;阶级性

内容摘要:40年间,中国法理学围绕“政治—法制—法治—法治体系—法治道路—法治中国”这条“理论主轴”,实现了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完成了法理学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的跃升,实现了法理学从幼稚走向成熟。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法律体系;改革开放;法治体系;阶级性

作者简介:

  40年间,中国法理学围绕“政治—法制—法治—法治体系—法治道路—法治中国”这条“理论主轴”,实现了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完成了法理学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的跃升,实现了法理学从幼稚走向成熟。

  一、从“阶级性”到“社会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法的本质属性问题的争论成为法学领域思想解放的开篇之作。20世纪80年代是这一问题争鸣最为集中的时期,分歧的焦点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本质属性问题。阶级性是法的根本属性,但并非唯一属性,法的社会性是更广泛、更基础、更深厚的属性。发现并肯定法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并不意味着否定法的阶级性。法的社会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排斥关系。有社会性,才有法的继承性。法学界从此告别了法学就是阶级斗争之学、就是专政之学、就是镇压之学的时代。

  二、从“政治”到“法制”

  改革开放之初,法学家们开始捡拾已扔掉20年的苏联法学,以“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权理论”作为法学范畴。其特点是国家理论与法学理论交织,法学连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都没有,法学实质上仍是政治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还是法制靠得住”、“要法治,不要人治”一锤定音,中国法学界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法治理论的艰难转变。

  三、从“过程论”到“价值论”

  在迎来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50周年前后,法理学界就法的价值进行了集中讨论,在理论上形成了法的价值体系理论。法治的过程就是实现法的价值的过程。法的价值理论的产生,为法治注入了灵魂,为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提供了价值趋向。中国的法治从此告别了工具性阶段而迈向理性和价值实现新阶段。

  四、从“法律本体论”到“法学方法论”

  法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法的本体论问题,被视为法学的基石性和原点性问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法的本体论一直是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心,而认识法的方法受到的关注却十分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法理学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方法论上,逐步打破了本体论一统天下的研究格局。

  五、从“权利义务”到“权利本位”

  把“权利义务”确立为中国法学的基本范畴,是中国法学历史上的重大突破。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同时也就成为权利主体,法的本位也就从义务本位转变为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理论是法理学从阶级斗争法学中摆脱出来的学术标志。权利本位理论对中国的法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从“以立法为中心”到“以司法为中心”

  改革开放之后,法制建设出现“立法中心主义”乃大势所趋。这一法治需求反映在法学研究上,就是“立法论”受到法理学者的推崇。但随着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的不断进步,给予法律的司法适用更多关注必然成为法治建设新的目标。中国法治进步的两大显著标志:一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二是持续不断地推进符合法治规律的司法体制改革。

  七、从“制定法”到“民间法”

  中国法理学的注意力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集中在制定法层面,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界个别学者对社会法有所涉猎,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习惯的研究上。90年代,民间法的研究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法理学界对世俗、礼仪、家规、民族习惯、宗法制度等研究的热情与日俱增,形成了以民间法本体论、民间法关系论、民间法实证论、民族习惯法、民间法司法适用五个领域构成的学术体系。

  八、从“法治理念”到“法治文化”

  法学界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关于法治理念的共识。对法治理念的坚守就是法治信仰,是法治精神的精髓。法治理念的社会化并根据这种理念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法治文化。40年间,法理学界一直把培育法律精神、形成法治思维、树立法治信仰和弘扬法治文化作为本学科的基本使命。

  九、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与德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及十八大以来三度成为理论热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有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为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礼法合一、外法内德的中华法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规律,是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瑰宝,法理学界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

  十、从“法律移植”到“法律本土化”

  新中国成立及1952年司法改革后,伪法统被废除,然而新法统尚未建立,法学和法律不得不大量照搬苏联。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开始反思“法律移植”的理论弊端和实践错误,逐步为法律本土化回归创造思想基础。我国的法治,一部分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部分传承和转化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而主体则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进行的创造。

  十一、从“法制”到“法治”

  1997年在政治层面上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从“法制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而在宪法层面上则最终完成于2018年的第五次修宪,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从“法制”到“法治”,虽只一字之差,但预示着执政党在执政理念和方式上完成了一次飞跃。

  十二、从“排斥人权”到“尊重人权”

  自1957年之后,人权话语成为政治与学术的双禁区。法理学打破这一禁区的突破口,选择在对法的价值的重塑上。1991年全国人权理论研讨会的召开,预示着人权理论正式登上中国政治和中国法学的舞台。这次会议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催生了政府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二是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突破意义的人权理论研究成果。

  十三、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修改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此次会议之后不久,法理学界即围绕如何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转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了研究,对法治体系的内涵予以科学揭示。

  十四、从“法治体系”到“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法理学界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就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我们要走一条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上而下的带动与以人民为主体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动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有三条核心要义,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十五、从“法治道路”到“法治中国”

  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决定了法治必须保持整体性、统一性、协同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必须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必须一体建设,总揽上述思想的概念是“建设法治中国”。

  (作者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李树民 摘)

作者简介

姓名:徐显明 工作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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