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两宋之交开封移民南渡临安后，通过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寺院，将部分开封寺院文化因子迁移至临安。但这种发生于战争背景之下、跨朝代的寺院文化迁移总体而言程度有限。迁移到临安的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在新的环境中发生了文化变迁，呈现为三种形态。变迁形态的多层次，体现了变迁的复杂性。开封寺院文化因子之所以能在临安发生迁移、变迁、变迁后的延续，与僧人本身，开封移民，帝王、妃嫔等特殊群体以及王朝政治密切相关。

　　【关键词】 南宋；临安；寺院文化；开封因子

　　两宋交替之时，北方移民为躲避战乱而纷纷南渡至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所谓“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1〕其中即包括来自北宋都城开封（今河南开封市）的移民。开封移民南渡临安后，将开封佛教文化部分地迁移至临安，从而使得开封佛教文化因子在临安佛教文化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当中就包括开封寺院文化因子。寺院作为佛教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属于佛教的实践层面，因而寺院文化便是实践层面的佛教文化。本文将通过探讨临安寺院文化中开封因子的基本特征，来揭示两宋之交开封移民南渡临安后所产生开封寺院文化的迁移①。期盼能以此管窥在两宋之交的战争背景下，北方人众南渡临安这一跨朝代移民所导致的实践层面之佛教文化迁移。

　　一、开封僧人在临安创建的诸寺院

　　据笔者统计，开封移民南渡后，由僧人在临安创建的寺院（含尼庵）共8座①。下文将梳理出其中4座寺院的创建，以及创建后的状况，以此作为后文讨论的个案依据。

　　开宝仁王寺。开宝仁王寺的前身为北宋汴京（即开封）开宝寺仁王院。开宝寺在汴京有特殊地位。一方面，因纪念宋太祖登基，僧人智曮“奉敕兴创”开宝寺；另一方面，该寺“主大内祈禳事”〔2〕，北宋皇室成为寺院信众之一。而仁王院又在开宝寺诸院中最为兴盛。《东京梦华录》载：“开宝寺，在旧封丘门外斜街子，内有二十四院，惟仁王院最盛。”〔3〕

　　凭借上述优势，仁王院在临安因朝廷扶持而重建：原仁王院僧慧照大师法晔“领徒从高宗大驾南渡”后，便底气十足地于绍兴五年（1135）“奏疏行阙，请即钱塘七宝山改建（开宝仁王寺），主大内祈禳事如故典。制曰：可。”但直到绍熙三年（1192），寺院才获得寺额。〔4〕不难推断，开宝仁王寺在临安建立后，与北宋皇室相同，南宋皇室亦成为寺院信众的一部分。到宋理宗时期，皇室成员依然是信众，并为寺院重建及发展提供大力支持。在寺院毁于火灾，自身无力完成重建之时，宋理宗果断出手，下令朝廷拨款重建寺院。理宗的扶持带动了权贵们积极捐助。

　　在理宗和权贵们的全力帮助下，寺院得以顺利完成重建。后来，理宗还“铸钟以赐”，“御书寺额以赐”，“赐田三顷”。〔5〕南禅资福院。这座尼院位于“最幽阻阗寂”的鲍家田。尼院最初仅仅是尼庵，由来自开封的仁师草创。但尼庵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尼院，并在果师任住持的绍熙元年，获得南禅资福院的废额作为寺额。对于尼庵是如何得到发展的，安刘《南禅资福院建殿记》称：“主比丘戒墉惠户，洁净以乐，宫掖向之无嫌碍。”〔6〕又《西湖游览志》载：“累朝内宫施舍，殿宇甚盛。”〔7〕可知，正因为尼庵主动迎合妃嫔的需要，保持了纯正性质，故而嬴得历朝妃嫔们的青睐，其经济扶持推动尼庵发展为尼院，甚至在成为尼院之后，捐施仍然源源不断。后来，有了宁宗杨皇后的题额，尼院名气大增，信众数量得到增加：“嘉定壬午（1222），恭圣仁烈皇后洒翰锡之，是名‘圆庵’，山门与额对映。于是鲍田寺声洞远迩，缘法充斥。”〔8〕但尼院大殿不够雄壮，住持德深视为憾事，开始筹集重建大殿的经费。在权贵及普通民众（应代表其女性家庭成员）积极提供物资、劳务的支持之下，大殿的重建顺利实现。权贵对尼院的扶持并不限于重建大殿。后来丞相史弥远曾捐田三百亩。安刘因此称赞史弥远乐于施舍，其捐助使得南禅资福院有了比原来更雄厚的物质基础，比丘尼故能一心向佛而无后顾之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