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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评价儒家功过得失 对参加孔子基金会学术活动的联想
2015年07月29日 22:42 来源:人文岭南第52期 作者:李锦全 字号

内容摘要:国内一些研究孔子儒学的学会,大多研究将孔孟儒学哲理化发展的义理心性学派,而将主张功利的实学派排除在外,现在国内另有实学研究会的组织,是否表明讲实学的已不属于儒家?我思想上感到有点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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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8月,中国孔子基金会首次组织大型学术活动,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在开幕词中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进一步探讨儒家思想价值的学术盛会,120多位中外代表带着自己的学术成果齐集一堂,共同探讨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事实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得失。”笔者此前参加过几次基金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与同行师友切磋交流时,受益匪浅,现在也想就儒学中可以研讨的问题,谈点感想意见。

  孔子重战备保和平的思想值得关注

  匡老是遵循毛泽东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思想的批判继承方针,以此来评价儒家思想的功过得失。正如他在《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再评价》一文中所说: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视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或不利于当前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实事求是地加以评论和判断。他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论孔子和孟子关于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孟主张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匡老提出当“你爱好和平,人家却来侵略你”,这就“必须有防御能力”,“作好武备”。他发现孔孟把“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列为治国的三个重要方面,而“足兵”是其中之一。孔子还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说:“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这就有点教导人民备战的思想了。

  匡老论述孔子重战备保和平的思想,我看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这个问题。多是拿孔子的“和为贵”及主张“和而不同”作为宣传材料,好像只要推广孔子的和谐思想国际社会就可以和平发展。这可能将文化软实力的功能有点高估,我国多年来就宣扬推进世界和平的五项基本原则,但要保障国家安全,还是要靠“足食”、“足兵”强大的国力。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摆在首位;而中国梦也是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来凝聚全民共识。匡亚明早在30年前亦已重视孔子“足食”、“足兵”的治国理念,可见其研究儒家的卓识。

  孔子的这种言论确是历来不受重视,并且多被认为孔孟儒家是重道义而轻功利。如认为孔子“罕言利”;孟子劝梁惠王不要讲“利”而行“仁义”。其实这是有点误解。孔子反对的只是发不义之财的私利,至于当政者就要为“民之所利者而利之”。孟子更是反对国君侵犯人民的利益,“使民不得衣食”,“无所安息”;他主张“制民之产”,保障人民的生活“不饥不寒”。以上都说明孔孟并非不重视功利。

  宋儒并不真正了解“内圣外王”

  儒家思想的演变,董仲舒提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将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不过汉武、唐宗等当政者没有听他的,汉唐儒家也没有明显支持这种观点。可是到了宋明新儒学却出现学派的分化,程朱重义理,陆王明心性,陈叶倡事功,张载宗气化。其中张、朱、陆的分歧偏于哲理方面,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但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辨,却关系到国家兴亡人生祸福的现实问题。朱熹用理欲对立的观点捏造历史,认为三代以前是“天理流行”的“王道”盛世,三代以后是“人欲横流”的“霸道”衰世,特别斥汉唐是“专以人欲行”、“人道息”的霸道衰世社会。其实人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汉唐是强国大国,是符合孔子“足食”、“足兵”的国富兵强的要求的,何得谓之衰世?要说孔子主张行“王道”,其实孔子当时还称赞管仲相桓公的霸业。他曾肯定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助齐国称霸,尊王攘夷,对内人民受惠,对外保护国家安全,从而满足和保障人民物质生活欲望的要求,这样治国,当然为孔子所肯定。

  到此我有点疑问,周、张、程、朱等宋儒,被称为上接孔孟真传的正宗儒学,其实并不真正了解《大学》所讲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正心、诚意是内圣,通过修身、齐家的中间环节到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内圣是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外王治国则需要有济世匡时的外在本领,做到“足食”、“足兵”民富国强。否则大谈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句空话。亦正如叶适的批评:“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不过作为哲学家的张岱年,对宋明理学的功过得失,还试图作出公正的评价。他认为理学的理论贡献有二:一是发展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的道德自觉性。对理学的偏失,主要有两点:一是不重视自然知识的价值,二是不重视社会实践问题的研究。由于理学宣扬道德的自觉性,因而特重节操。张岱年说自南宋以来,不向外来侵略势力屈膝的爱国志士,都是受过理学熏陶的。这当然值得称赞。但保持气节也要有本领,如明末出现国变时,却有一批“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济世匡时策,得有微躯报主恩”的忠君死节之士。我们可以说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却于事无补,只能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有宋一代,义理心性之学流行,排斥功利,执政者重文事而轻武备,带来严重的后遗症。《光明日报》高级编辑刘伟写了一篇《夜宿白鹿洞书院》的杂感文章,文中盛赞宋代文化教育的发达和为提升中国精神文明作出的贡献,但其中有一段看似“煞风景”的话:

  国家重视文化,尊重读书人,社会便有清明之气象,但也不能偏颇。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风之盛,才子杰作之多,在中华数千年封建王朝历史中,无出其右;而其军备松弛,锦绣河山为铁蹄践踏,万千文化精品毁于战火,这个教训,对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沉重而深刻。

  讲实学已不属于儒家?

  治国之道,重文事亦要重武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也要求“足食”、“足兵”,道义与功利并非对立而是互相配合,形成文经武略的治国决策。但宋明儒家的义理心性学派,自称承传尧舜周孔的儒家正统,何以对孔子“足食”、“足兵”的主张视而不见,对当世提倡事功实学的陈亮叶适视为异端?对儒家演变的影响而言,岂非历史的错位!

  按照颜元的解释,“实学”本义为切合有用的学问,即是尧、舜、周、孔所阐述的“三事三物”之道。所谓“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三物”是为“六德、六行、六艺”。颜元说,我夫子“学教专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务期实用”。还有“六府”即水、火、木、金、土、谷之学,讲究山川地利、兵农钱谷等以适应民生日用的实际要求。对“六艺”、“六府”的教育和践行,应是标志着孔子儒学的“实学”传统,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国内一些研究孔子儒学的学会,大多研究将孔孟儒学哲理化发展的义理心性学派,而将主张功利的实学派排除在外,现在国内另有实学研究会的组织,是否表明讲实学的已不属于儒家?我思想上感到有点困惑。

  匡亚明提出要研究儒家思想价值及其在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并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得失。这些年来由于时代的发展,对儒家思想价值的研讨会有新的要求。我们期待培养像匡老那样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的青年才俊,不是要再造就所谓当代新儒家。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孔庙表演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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