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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博物馆开馆 把“农民工”放进“历史”
2012年10月26日 21:15 来源:人文岭南第22期 作者:本报记者 翟江玲 字号

内容摘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众多城乡人口离开原居住地到异地务工,“进城务工人员”、“异地务工人员”等称谓已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农民工”这一称谓逐渐消失。肖滨认为,这一变化弱化了身份意义,强化了地域性,展示了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身份的充分认知。

关键词:农民工博物馆;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展示;记录;发展;身份;教授;肖滨;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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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众多城乡人口离开原居住地到异地务工,“进城务工人员”、“异地务工人员”等称谓已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同时,“农民工”这一称谓逐渐消失。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肖滨认为,这一变化弱化了身份意义,强化了地域性,展示了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身份的充分认知。

  9月29日,广州农民工博物馆和城市印记公园开馆典礼在白云区马务村举行。

  农民工博物馆由广州市白云区提交规划方案,广州市政府牵头融资兴建。从开始倡议建立到正式开馆,历时1年零3个月。该馆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场馆北侧是以城市发展轨迹、农民工参与城市化建设及生活场景记录为主题的广州城市印记公园,周围还建有进城务工人员的原貌街区、宿舍、食堂等建筑;馆内通过多媒体展示、实体模型、流水生产线复原等手段生动讲述了进城务工者的历史,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奋斗场景。

  对博物馆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围绕“进城务工人员”这一主题开办的场馆并不鲜见。2008年4月28日,深圳的劳务工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同年5月1日,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在北京东郊皮村正式开放;2011年10月13日,中国农民工博物馆在我国劳动力输出最早的大县之一——四川成都金堂县正式开馆。从进城务工人员的输出地到流入地,社会各界都在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传统意义上,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实物,并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艺术性的物品进行分类,为公众提供知识的场所。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表示,农民工博物馆对于博物馆业发展有三个方面意义。

  就内容而言,农民工博物馆的建立让广东地区博物馆的门类更加齐全;此外,该馆更多关注现代人和当代生活,也是博物馆未来发展和亟待推广的一个方向。

  就教育功能而言,该馆的建立不仅可以起到传承发展进城务工人员艰苦奋斗精神的场所,更是发扬、宣传这一精神的良好载体。

  就建馆模式而言,该馆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建馆模式,以原有旧厂房为基础,改建升级后使其与周边环境融合,形成一个多功能文化活动区。这种模式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展示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身份的 

  充分认知 

  农民工博物馆的一层是服装、鞋类工厂的场景再现,二层集中展示了广州近现代工业化发展史。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为理表示,作为一个主题博物馆,展出的实物应是进城务工者的精神载体,应该能让参观者感受到其精神实质。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广大农村人口与工业化有着紧密联系。如以农村劳动力填补城市建设劳动力的不足,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显得尤为突出,进城务工人员对现代社会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

  正如农民工博物馆简介中的一段表述所言:20世纪80年代,城市工业化进程骤然提速,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向工厂,形成了一支新兴劳动力大军。回眸30多年的历程,农民工的出现深刻改变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轨迹,他们用智慧和力量托起了“中国制造”,助推工业化进程,他们以坚韧和努力跻身现代都市,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肖滨向记者表示,广东省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外来资金,二是外来劳动力。据统计,目前广东有异地务工人员3000多万人,他们已经成为广东建设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进城务工人员在以自身努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社会体制下的管理、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权益。1999年1月,浙江杭州成立全国第一所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天成小学;我国2001年修订的《工会法》在法律上肯定了进城务工人员工拥有参加工会组织的权利等;2008年1月,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经无记名投票,依法产生160名全国人大代表,其中四川籍的胡小燕成为第一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之一;2008年6月,全国首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浙江省东阳市白云街道杨家农民工租住地工会成立。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众多城乡人口离开原居住地到异地务工,“进城务工人员”、“异地务工人员”等称谓已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农民工”这一称谓逐渐消失。肖滨认为,这一变化弱化了身份意义,强化了地域性,展示了社会对进城务工人员身份的充分认知。

  以更多服务促进 

  进城务工者发展 

  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认为,农民工博物馆是在给当代人建博物馆,它不仅记录和展现了进城务工人员的过去和现在,更应该蕴涵对未来的憧憬。该博物馆应为这个群体的发展发挥积极向上的功效。

  首先,鉴于农民工博物馆的特殊性,其运作不应是一个传统模式。如一些名人博物馆文字资料较为丰富,而农民工博物馆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可以在展览中增加农民工口述史,以展现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此外,还可以运用电影、电视等手段生动表现进城务工人员的真实工作、生活场景。

  其次,农民工博物馆应是一个能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服务的场所。为此,可以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介入博物馆的管理,更好地为这一群体的发展提供服务和帮助。

  再次,农民工博物馆应成为进城务工者的发展平台,能够积极促进并激活这个群体的创新思维。博物馆可以设立培训中心、创业中心等分支机构,加快我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的步伐。

  有学者表示,农民工博物馆是个“特殊”博物馆,它不应是静态的,而应是动态的,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其各项功能,提供更多服务,吸引更多力量(包括民间组织、社团、义工等)参与进来,为进城务工者的发展,为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把“农民工”放进“历史”,这或许才是建造农民工博物馆的“初衷”。

  ■农民工博物馆前雕塑                 本报记者 翟江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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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音: 

  肖滨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

  博物馆是保留历史的载体。异地务工人员进入城市,见证了城市发展。同时,他们也经历着必然的转型,这个转型是各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过程。因此,各界应给这一群体更多的关爱,不仅要继续农民工博物馆相关建设,还要通过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展示这一群体,并在政策等方面为他们提供综合保障。

  刘志山 

  深圳大学移民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我们要关注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目的与需要,以及他们进入城市后的思想状态、生活状态与发展状态。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入城市后如何融入城市生活,即如何实现城市身份的认同、生活水准的认同和思想精神上的认同是很重要的。

  王为理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博物馆本身是个很好的文化传承载体。作为记录农民工历史的博物馆,其意义就更加明显,该博物馆的建设可以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注。农民工博物馆要围绕人本身做文章,不仅要展示该群体奉献、向上、积极、阳光的心态,还要更多关注他们精神文化层面的活动,全方位展示他们的整体风貌。

  陈潭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农民工是近30年最大群体的新型产业工人。农民工博物馆的建立是对该群体吃苦耐劳精神的褒扬与肯定,也表明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这一群体对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这一群体的自身结构也将不断发生变化。新时代的农民工知识视野将更加开阔,学习技术、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将越来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博物馆记录了这一群体的历史,无形之中也推动了该群体的发展。

  杨正喜 

  华南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们需要不断反思,也需要记录和纪念。农民工博物馆不仅记录了农民工的历史,更记录了现代化的进程。农民工博物馆的建立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对过去历史和国民发展的记录载体。

  以上内容由本报记者翟江玲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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