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 >> 人文岭南 >> 文化专题 >> 文化专题(列表)
聚焦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2019年11月29日 11: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是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先后入选全国高校百强智库(CTTI)、广东省首批重点智库,以解决广东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需求为目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本期《华园社科》特刊发该中心聚焦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三篇研究成果。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是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先后入选全国高校百强智库(CTTI)、广东省首批重点智库,以解决广东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需求为目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本期《华园社科》特刊发该中心聚焦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三篇研究成果。

  

  政府数字治理加速公共服务变革

 ⊙吴克昌 闫心瑶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在新时代的起点上,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抓手,能够深刻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合理有效地进行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服务流程、要素整合和运行机制上,发挥出强大的引领作用和技术效应。作为广东省数字政府转型的样板标识,“粤省事”在公共服务引领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为简化办事流程、优化系统整合链条、深化数字治理改革提供了典型案例和未来方向。以现代技术支撑的数字治理为手段,建设数字政府,能够促进政府服务理念变革和服务能力提升,是未来政府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不难预料,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政府治理现代化,将为社会公共服务变革提供内生动力,为建构优质的服务模式和体系提供基础性和技术性支撑。

  技术支撑是手段

  形成集约共享的技术架构,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是数字治理的基础支撑,也是实现数字化服务的关键所在。数据是数字治理的核心要素,要推进公共服务的智能化、数字化供给,离不开大量的数据整合与共享。但是,目前,我国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数据壁垒、数据烟囱或数据孤岛等数据分割现象,政府难以统合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无法形成统一的数字服务网络。

  当前,广东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优化政府结构性体制,通过建设全省统一的大数据中心,实现标准、建设、运营的统一化以及数据资源的集约化和共享化,真正为推动公共服务变革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支撑。“粤省事”数字治理平台作为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成果,以搭建数据共享平台为前提,在省市县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中心的管理体制下,为各种应用系统提供公众应用支撑平台,真正实现了数据整合、资源共享,为公共服务优质供给提供了技术平台支撑。工具层面的技术手段是数字政府治理的依托,也构成了未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升级的坚实保障。

  理念转变是核心 

  转变价值层面的服务理念,是政府数字治理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引领下,通过数字治理提升服务效能,推动政府改革向纵深推进,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整体驱动和精准引领,不断转变服务理念,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模式供给。

  一是需求导向,牢树用户思维。“粤省事”数字治理平台将多项民生服务事项整合起来,回应了群众对提升办事效率和服务效能的需求,解决了“办事难、办事慢”的问题,实现了群众对需求导向的服务供给。“指尖办理”的优质服务、便捷化的办事体验真真切切地让群众感到服务的速度和温度,持续提升着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当前,“粤省事”用户数已经超过千万,并在迅速走进寻常百姓家。数字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深度融合,真正推动了公共服务向智能化、数字化迈进,有效满足了群众需求,真正实现了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多办事的目标。

  二是整体驱动,实现部门联动。社会公共服务不应该是部门化、分散化和碎片化的供给,而应该朝着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方向发展。以“粤省事”为代表的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整合了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政府职能,打破了组织分化、资源分割、要素分离的局面,实现了碎片化服务向整体性服务的变革。此外,整体驱动下的技术治理和公共服务不仅表现为政府职能的整合,而且强调政务数据的共享和服务平台的集中。这是政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大趋势和新潮流,也是民之所向、民之所愿。

  三是精准引领,坚持个性服务。服务理念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精准性。面对群众多种多样的服务需求,如何实现精准化是数字治理推动公共服务变革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粤省事”能够为用户提供天气、交通、办证等多项服务,并能够根据用户需求精准提供。同时,“粤省事”还专门为残疾人士办事服务提供人性化设计,切实考虑到服务用户的自身特点和个性要求。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创新精准化供给模式,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效能,让群众、企业少跑腿,共享数字治理发展成果。  

  服务变革是关键

  “粤省事”品牌打造的背后反映的是政府制度层面的深层次变革。以“粤省事”为代表的广东数字政府建设,集中体现了“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运营模式。这是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适应性调整,也是基于其自身产业、信息优势的重要创新。按照“政企合作、管运分离”的建设原则,数字政府推动公共服务变革更重要的在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运维模式上的优化调整。

  一是管理体制实现全部门优化。广东省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成立了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强化数字治理的统筹作用。在此基础上,下好全省一盘棋,自上而下系统式优化管理体制,建立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作为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行政主管机构。“粤省事”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标志性成果,由数字政府改革建设领导小组直接指导,这有助于建立网络式的工作指导、协调格局,统筹全省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供给。由此可见,数字治理推动公共服务变革,必然要在体制层面的管理上下足功夫。

  二是运行机制实现全流程管理。“粤省事”的运行是数字政府建设、管理的缩影。以数字治理为动力,将公共服务效能纳入运营考核指标当中,倒逼政府运行机制真正实现深层次的变革。在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强化数字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数字共享等方面建立配套机制,以制度安排强化运行管理,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系统运行、集约建设、高效服务。

  三是运维模式实现全方位统一。建立统一的运维标准体系和管理系统,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公共服务模式优化的必然路径。只有统一服务标准,才能在多个领域、不同内容的公共服务中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服务。此外,在运维模式上还要借助运维管理中心实现顶层管理,坚持统筹谋划,保证规范服务,真正实现服务标准和服务内容的一体化。

  “粤省事”的治理实践,是未来数字政府转型助推社会公共服务变革的先行样本。在数字治理与公共服务关系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推动数字政府转型,不仅是公共服务在工具层面上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向,也是在价值层面上的理念提升和战略选择。同时,更是在行为和制度层面上的结构性、系统性调整,是多个层级、多个领域、多种方式的长期性、整体性、制度性安排。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文宏 李风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新时代的到来也为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创新和发展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保障国家和社会有效运行的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也说明了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基层党组织是实施和落实基层社会治理战略的根本力量,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式的基层治理模式逐渐瓦解,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利益主体。同时,也形成了流动性更强、开放性更高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更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更加需要基层党组织的引领。

  针对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多种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随着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期间,各种社会问题频发,而经济社会和民生领域最突出的矛盾就在基层。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更广泛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了人们在商业和生活中的使用习惯。同时,也改变了社会治理中各要素的关系。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形势,政府面临着资源不足、应对不足的问题,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趋势导致传统的治理模式很难适应新的形势。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互联网技术中数据开放共享的特性,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够快速拉近政府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从而降低政府的治理成本,也降低了基层自治的难度,提高治理的效率。因此,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应用,能够更高效地应对当前流动性强、开放度高的社会运行机制,将传统的基层社会治理要素通过新的技术手段重新整合,也使治理能力和水平有了更高的标准。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下,精细化治理向精准化治理过渡,这是民众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新要求。民众的参与性和主体地位在精准化治理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要求尊重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差异性需求,也就更需要调动基层的活力,从而达到治理精准化的目的。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使社会治理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下,一切社会资源都要纳入政府的管理。该治理模式整合能力和凝聚能力强,方便集聚资源以保证社会的运行。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强,人口等社会要素更加多元化,基层中传统的单位组织逐渐瓦解。基层党组织的权力和力量也有所削弱,难以掌握治理所需的资源,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也使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难度极大增加。

  随着职能转变,政府的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但是,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原有的传统管理思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仍然在制约着当前的基层治理。基层党政权力与居民自治权责不清,职能交叉,部分基层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仍然存在旧观念,习惯于依靠权力办事,使互联网对基层治理的变革难以推进。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是简单地将二者相结合,而是需要管理者利用技术特点进行整体设计,对基层的治理能力以及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部分管理者由于担心新的治理模式的应用会损害到个人的利益,仍然坚持传统的管理理念,也有部分管理者还欠缺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所要求的素质与能力。基层治理变革急需那些能够转变思维、引领互联网等新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科学融合的管理人才。

  互联网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基层自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困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民众的参与十分重要。而互联网、移动设备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之间的疏离,社会总体信任下降,居民与组织间缺乏归属感,原有的以居委会为主的城市居民自治和以村委会为主的农村居民自治能力逐渐减弱。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要求使用者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而大部分年龄较高的群体有较大的诉求,却难以接受新技术的使用。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治理对象结构多元化和复杂化的问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年龄、职业不同,对不同领域问题的参与程度就不同,也会影响互联网治理的效果。除此之外,互联网的使用还存在非理性的一面,少部分人借用互联网的匿名性,传播非法和不当言论。而互联网传播非常广泛这一特点,很容易将事态扩大,加剧矛盾,引发社会危机。

  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思想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法治”“自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创新模式。这是完善基层治理、激发社会治理活力的发展方向,需要结合实践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基层党组织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其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首先要转变治理理念。要主动适应当前大数据时代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变化,积极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将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运用到基层党建中,通过互联网完善民意诉求渠道,建立民众诉求解决机制,在源头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推动其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同时,在技术的帮助和支持下,转变治理理念,由“管控”转变为“服务”,创新基层党组织的体制和机制,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的服务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完善群众自治制度,形成多元共治、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群众拥有较强的维护治安、化解矛盾的能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群众自治,需要政府不断完善群众获取信息和监督的途径,运用互联网增强政府信息的开放性,为群众自治能力的发挥提供更多渠道。在大数据时代,政府需要借助互联网技术,为群众搭建网络空间平台,创新自治途径,降低组织成本。针对当前存在的互联网使用问题,对群众开展学习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网络参与能力。同时,也要注重网络空间的治理,加强对网络上不当言论和行为的规制。

  传统基层治理文化是我国在长期社会治理中逐步形成的,奠定了基层治理的基础。传统基层治理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是提升和创新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互联网提高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其参与感和归属感,为群众自治创造良好的治理氛围,构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共同体。以德治作为支撑,弘扬传统治理文化中的德治文化,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使各参与主体能够有序互动,增强各参与主体间的文化认同,对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执行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探索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路径

韦曙林 姚柄懋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巨大的城市人口基数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城市治理的巨大挑战。社区作为城市的基础单位,是城市基层治理的落脚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传统的城市治理已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城市治理要求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社区这一城市治理的落脚点则需要有更加明确的工作路径、工作目标。但是,就目前来看,城市基层治理的难题仍然存在。比如,在我国传统的金字塔结构之下,顶层依然汇聚着社会最优质的资源,下沉到社区的资源仍然不够。基层条件差、工作苦、人才上浮的现象依然严峻。这些问题造成的最直观反映,就是城市基层提供给居民的服务精准化精细化程度不足。因此,需要着重发挥基层党委的作用,不断探索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使城市基层治理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延伸基层党组织治理触角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水平,必须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目前,社区党组织建设还存在覆盖少、力量弱、体系松等问题。因此,要提升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就需要从建设、赋权、建制三方面入手。

  首先,要以城市人际关系纽带为基础,延伸党组织的触角。在乡村,血缘关系是联系村民的主要纽带。在城市,以工作为基础的业缘关系、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地缘关系是维系城市人际关系的主要纽带。当前,城市基层党组织也多以这两大关系为基础进行建设。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新的关系纽带不断出现。例如,因同一兴趣爱好而结成的趣缘关系、因网络而结成的网缘关系。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要时刻关注这些城市人际关系的新变化,将党组织覆盖至城市人群的各个角落。

  其次,许多社区工作者存在党建与业务相分离的认识误区、党建业务“两张皮”的工作误区。为此,要做强社区党委这一基层党组织,赋予更多的人权、事权、财权,使党建工作与社区发展深度融合。

  最后,社区党组织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而孤立存在的,社区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要以制度将社区星星点点的基层党组织连成线,以党组织将各类社会力量连成面,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提升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

  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变量,同时也可以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大增量。当组织覆盖全面、制度健全完善之后,人是决定工作的关键。传统人才上浮的模式导致我国城市基层人才队伍力量薄弱,社区党委队伍引领力不足、专业程度欠缺、工作活力不够是突出问题。因此,要从做强关键少数、提升专业程度、激发工作激情三方面出发,强化社区党委工作力量。

  第一,要抓关键少数的带动力量,将更多工作力量下沉到社区,从区、街道下派优秀干部到社区充实工作队伍。完善社区工作队伍的管理制度,从区层面统筹招录、管理、培训社区党务工作人员。

  第二,从党务与业务两方面提升队伍的专业程度。一是要提升队伍的党务专业度,制定系统的党务工作培训体系,使社区党委工作队伍对党务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二是要提升队伍的业务工作能力,以业务工作为抓手,强化队伍实际工作的落地性。三是要提升党建业务深度融合的能力。党建与业务是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将党建工作视为业务工作的指导,将业务工作视为党建工作的实践,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第三,严管厚爱激发工作活力。制定全方位的考核体系,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实施系统的考核方式,对社区队伍进行考核监督,根据考核结果,完善队伍的升降机制、进出机制。将更多的资源下沉到社区,提升社区工作队伍的工作福利、工作待遇,使工作在社区不仅是挑战,更是一种机遇。

  强化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

  要强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效力,就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党建工作实实在在的福利,提升党建工作的落地性。目前,我国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还存在落地性不足的问题,党建工作浮在群众生活的上层。因此,要以服务群众为抓手,提升党建工作的实效性。

  首先,整合多方资源,建设党味浓厚的服务主阵地,将党的元素融入为群众服务的大大小小事情当中,让群众感受到党的服务就在身边。

  其次,凝聚各方力量,建成党群服务移动堡垒,将党的服务延伸进城市的每个角落之中,织密一张全覆盖的党群服务网。

  最后,要借助科技互联网手段,优化服务模式,使党建跟上时代的潮流,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实体服务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是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

  增强基层党组织治理合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兴起,社会要求参与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形成社会多元参与的新格局,就需要以党建为引领,提升社会各阶层的凝聚力。目前,社区治理多元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从机制、平台、资源三方面入手,促进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首先,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治理机制,突出社区党委的统筹作用,明确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参与主体的职责分工。

  其次,社区党委搭台,构建多元参与治理的沟通平台,使多元治理有渠道。

  最后,社区党委统筹各方资源,为多元治理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作者简介

姓名: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梁润桦)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专题.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