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专题 >> 人文岭南 >> 文化 >> 文化遗产
民间“家集”的整理与客家研究
2019年12月25日 12:34 来源:人文岭南第99期 作者:曾令存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由曹树基与陈支平主编的《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第一辑)标志着客家地区文书整理与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该书共收入2.3万件契约和217册账簿,内容包括田地、房屋、山林的买卖、典当、租赁等契约,以及各种存票、清单、税票、执照、官府布告、房屋产权、管业证书、银行及粮食局凭票、选民证、诰命文书、中考捷报、捐官文书、休书、遗嘱、过继书、分家书、改嫁书、推单、礼单、账簿等文书。这些文献资料的历史文化学价值自不待言,但更令人关注的还是该书在资料集纂与研究方面的方法论意义。这种观念与方法上的“后退”与“下沉”,是任何学科构建过程中都必不可少的环节。

  大而言之,本文有关客家民间“家集”整理与研究命题的提出,连同《丛刊》的编纂,其实仍属客家研究“回归原典”的范畴,但各自关注的方向并不完全相同,一重草根群体,一重士族阶层。学者张剑在从家集看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声音》中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家集”,乃由家人整理编定,隶属目录学中的集部,且主要以诗文为主,是“文学世家”的象征。不过,家集”有时也可宽泛地理解为“家人著述总集”,指向“文化世家的家学与著述”。事实上,沉落民间的家集,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以小见大。“作为时间长河的沉淀之物”,家集在“自我复制的同时,也完成了人情空间的生产,逐渐完成以家为单位不断弥漫的文化关联,以及有情感体验的文化版图”。是故,诚如所言,若视家集为一家之“春秋”,未免失之浮浅。“家集作为一种文献,在世界文献体系中,独一无二,它体现了中国人对祖宗、家庭、文字、传统的感知方式与情感体验。”夫一家之集,即乡邑文献之一部;而乡邑文献,亦即全国文化之基础,然则是编也,虽寥寥数文,而以文存人,固大有益于乡邑者也,乌可以为一姓之书而少之哉。”

  对于客家研究,“家集”仍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以留馀堂张氏家集为例,留馀堂位于嘉应州城东三坑村口,为历史上嘉应名族”张氏第十六世孙张应谦在广州开绸缎庄后所建。张应谦“子孙读书为业”,仅从十七世至二十世(1822年以后不到80年的时间里),留馀堂张氏家族便出了七位举人,后有“兄弟父子同登科,三代官费,博士家声”的佳话。方志史料记载,留馀堂先祖读书中举后官至四品者两人,身后功名录入《光绪嘉应州志》者五人。其中,十八世孙张麟定还参与编修了《光绪嘉应州志》。另据统计,黄遵宪等人作序的《梅水诗传》,仅留馀堂张其翰等人的诗作,辑录便达238首,几乎占《梅水诗传》“初集”篇目的十分之一。但在历史上,除了发起编刊《留馀堂试草》的张其(留馀堂十七世孙)及续编“试草”的张正皋(留馀堂十九世孙),留馀堂的先世似乎并无“有心人”去编辑家人诗文,其中大量诗文在历史上或惨遭洗劫毁灭,或散落民间。这其中最具价值的是七位举人的著述,既能反映留馀堂张氏的宗族历史,又能让外界了解到留馀堂张氏作为“嘉应名族”的氏族文化,从而让人们对客家的历史人文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了解。

  在笔者目前所了解的24种留馀堂著述中,不少仍有目无文、散佚待考。据留馀堂后人提供的信息并经笔者查核,梅州市剑英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十七世孙张其翰的《咏花书屋赋钞》、张其的《辫贞亮室文钞》,以及后来张麟宿的《广东贡卷》《待获书庄存草》等留馀堂先世的遗墨。对这些墨迹的校勘、注疏,需阅读稽核大量史料,除谱牒以外,由于这些留馀堂先世长年他乡为官,足迹遍布极广,可以想象其中著述内容关涉之广博。这些都给搜集、整理和校疏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这些工作也并非不可能实现,因为随着近代印刷技术与传媒的快速发展,其著述已有比较成熟的刊行。留馀堂先世著述的内容,除张其的一些文墨,诗词文赋仍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一般“家集”的主要构成,体现“文学世家”的气象。

  这些著述中,笔者比较感兴趣的是《留馀堂试草》。《试草》最初为张其编定于光绪十四年(1888),收编留馀堂裔孙岁、科两试的答卷,截止时间为光绪十三年,总计104篇,其中后3篇有目无文。清朝工部右侍郎、广东学政臣汪鸣銮当年在《试草》序中言:“……卷中文赋、史论、算学、各体皆备,无不臻美,诚洋洋大观也。”《试草》是儒学社会“修齐治平”传统思想文化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留馀堂的学风与家风。留馀堂先祖取“留馀”为堂名即已可见一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凡事必要留有余地”。《光绪嘉应州志》记载张其

  “尝训其子孙曰:处己待人,总当务实,实即诚也。诚字博大精深,不易下手,实字问心即是也。勉强行之,久久渐熟,受益不少”,并由此评价张其所学之平实。州志还记载张麟宝晚年积功授知县补缺,“用赏戴蓝翎”,受朝廷奖赏,但麟宝不以利禄动心,“家居奉母以孝闻”。如此种种,都折射了留馀堂作为名门家系的笃实家风与孝悌传统。

  如前所言,讨论留馀堂张氏“家集”,其实是客家研究“回归原典”在另一向度的伸展,同时也可看作是对“回到历史中”的“客家学”的一种理解。家集中表现出来的“崇文重教”“慎终追远”等家族文化传统,则是人们后来在阐释“客家学”内涵过程中绕不开的关键词。与笔者前些年策划、参与的《梅水诗丛》的整理情形相似,留馀堂“家集”的整理亦属地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范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留馀堂人墨迹,多为历史上留馀堂先世自行刊印。这些墨迹内容丰富,大多境界亦在上品,但均在极小范围内流传,这与毕竟是一“家”之“集”,其中内容文字具有一定私密性的情形有关。但作为一种世家风范,留馀堂先世将族人作品刊行流通于世,后人才得以看见这些文字。实际上,留馀堂张氏“家集”现象在客家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客家梅州地区为例,明清以降,嘉应州的在勤堂(黄遵宪家族)、留馀堂(张氏家族)、层冰堂(古直)和乙堂(罗香林家族)此“四堂”文化,在嘉应人文版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除了在勤堂,其余三堂的文化一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系统研究。近三十年来,客家研究在走向世俗与大众、得到普及推广的同时,功利化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客家”外冷内热、自我膨胀的显学状态,使得那些真正能够展示客家历史人文深厚积淀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探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客家研究融入国内大学术圈。在此背景下,《客家珍稀文书丛刊》采取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相融合的方法,纂、研相结合,以纂为主,抢救面临消亡的地方文史资料,这应该是今天的客家学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徐雁平在《清代家集叙录》“前言”中谈到:清代的文献具有“整合配套关系”,“如就一人而言,有自编年谱,有自定别集;一家一族则有家谱,有家族总集(家集);一乡一镇、一县一府乃至一省,有百科全书式的志书,又有郡邑总集。层层外推,大小呼应,古今关联,形成层级的文献体系”。不过笔者由此联想到的却并不止于文献“整合配套”的问题。基于对近三十年来客家研究、客家学状况的犹疑,以及近年参与《全粤村情》“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资料”浩大文化工程的感悟,笔者深感,无论是从挽留正在被全球化与城镇化脚步抛下的传统村落记忆的角度,还是从抢救正在被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浪潮淹没的纸媒的角度,对散落客家民间“家集”的整理与研究,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传统乡村社会的“家庭”日渐淡化为“孤帆远影”,但作为一个以古老民系的生存演化历史为对象的学科,客家学其实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对“家集”的整理与研究。

  (作者系嘉应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作者简介

姓名:曾令存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梁润桦)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