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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在越南的传播
2015年08月26日 22:27 来源:人文岭南第53期 作者:陈继华 字号

内容摘要:通过对越南阮朝官修全国性地理志《同庆地舆志》的分析,可以发现有100多个地名与《诗经》词语发生重合,即重合地名。研究表明,地名是越南受中华文化浸润最深刻的领域之一,这是研究中华文化尤其是《诗经》在越南传播的新视角。越南学者丁嘉庆主编的《文学典故》收录了越南古代喃字文学作品所使用的典故,其中部分源自《诗经》的典故词语与越南北部村社地名发生重合,比如河洲(喻佳偶或贤妻)、南涧(喻妇女勤劳)、盘涧和考盘(喻山林隐居地)、金玉(喻珍贵或美好)等。当然,研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应避免文化沙文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除运用越南正史、地理志、族谱、碑刻等汉喃史料外,还应了解、提取越南近现代学者的观点,才能产出可以得到越南学者接受和共鸣的成果。

关键词:越南;诗经;重合;词语;文化;典故;地名与;文学;意译;村社地名

作者简介: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关系,中华文化对越南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在越南北部地区尤为突出。作为中国的文学源头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诗经》是中华文化在越南传播的排头兵。通过对越南阮朝官修全国性地理志《同庆地舆志》的分析,可以发现有100多个地名与《诗经》词语发生重合,即重合地名。研究表明,地名是越南受中华文化浸润最深刻的领域之一,这是研究中华文化尤其是《诗经》在越南传播的新视角。

  《诗经》贯穿于越南古代社会精英阶层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诗经》是越南封建统治者的道德标准、教化工具和科举考试内容。在文学领域,《诗经》是越南历代文人的主要典源之一。在史学领域,《诗经》成为越南史学家对史事的评论依据。从法国入侵越南尤其是八月革命之后,汉学在越南日渐式微,但是“润物细无声”,《诗经》依然活跃在越南当代文化中。雄王庙是祭祀越南始祖的场所,其大门上的横批是“高山景行”,取自《小雅·车辖》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重合地名的主要类型 

  第一类与《诗经》篇名重合。桃夭、甘棠、河广、考盘、甫田、渭阳等地名与《诗经》篇名完全重合,麟趾、嘉鱼、菁莪等地名分别缩略自《周南·麟之趾》、《小雅·南有嘉鱼》、《小雅·菁菁者莪》等篇名。

  第二类与《诗经》典故重合。越南学者丁嘉庆主编的《文学典故》收录了越南古代喃字文学作品所使用的典故,其中部分源自《诗经》的典故词语与越南北部村社地名发生重合,比如河洲(喻佳偶或贤妻)、南涧(喻妇女勤劳)、盘涧和考盘(喻山林隐居地)、金玉(喻珍贵或美好)等。此外,还有若干第二类地名未收入《文学典故》。

  第三类含有中国独有名物词语,且地名与《诗经》词语重合,比如虞、芮(虞芮,周初国名),周(周原,周城原野),江、汉(江汉,中国水名),龟、蒙(龟蒙,中国山名),嵩(嵩高,中岳嵩山)等。

  第四类含有地名低频字,且地名与《诗经》词语重合。低频字和高频字一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地名的特点。经统计,越南北部村社地名用字的平均出现频率约为4.5次,可将出现频率小于或等于3次的字称为低频字。比如,仅出现1次的有:涤(涤场,指打扫场地)、旒(缀旒,指表率)、则(维则,指遵守法则)、滥(不滥,指行而有度)、嵬(崔嵬,指高山或山顶)等。

  第五类集中出现于《诗经》的一句或一节。比如多士、以宁出自《大雅·文王》的“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大田、多稼出自《小雅·大田》的“大田多稼,既种既戒”,南亩、百谷当出自《小雅·大田》的“俶载南亩,播厥百谷”等,类似的还有来为、来成,雎鸠、河洲,考盘、盘涧,乐土、得所,禹甸、南山,如川、如月、如陵等。

  村社地名与《诗经》词语的重合现象仅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要对此进行证明,就有必要根据各类重合地名的特点做进一步的分析。如《诗经》是越南历代科举的基本内容,其篇名不仅是文字符号,而且还是与经学、科举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符号,因此第一类地名与《诗经》的关联性最为直接。第三类地名与《诗经》的关联性可从三个方面分析。首先,离开《诗经》这个语言环境,它们或者失去嘉义,比如南涧、盘涧、麟趾等,或者难以解释,比如考盘、桃夭等,更不用说语法结构比较特殊的万斯、以宁、由仪等。其次,《诗经》对越南古代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越南学者陶维英指出,“古代的越南语文章也深受中国影响……突出体现在骈偶、典故、题材等方面”。越南古代文学经典《金云翘传》使用了110多个中国典故,其中就有一些源自《诗经》。再次,对于《诗经》典故,越南古代文人不仅直接借用,还使用越南语进行意译,进一步证明它们在越南得到广泛使用。比如,除桃夭和夭桃,《文学典故》一书还收录了3个越化的典故。

  重合地名的形成原因 

  地名的产生和变化受制于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实践、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它们是重合地名现象的社会历史成因。

  第一,越南地名“双轨制”是语言基础。越南古代村社通常喃名、雅名并行,汉字雅名多由当地语喃名音译而成,少数意译或音译结合意译,这个过程就是雅化。没有“双轨制”的语言特点,村社地名就不可能大量借用《诗经》词语。

  第二,越南封建王朝推崇教化是直接动力。越南封建王朝重视教化,以维系社会风俗、巩固国家政权。据《大南实录》记载,阮朝嘉隆帝认为,“为治之道,教化固所当先”。明命帝期间,地名也成为实施教化的手段之一,《明命奏议》记载了1824年户部大臣许德第的奏折:“照诸城营镇之总、社、村、坊旧称名字,间有国音并不雅等字,臣等奏奉行摘出,议定改正名号……用换嘉名,以垂永久。”《诗经》符合越南封建王朝的教化要求,借以命名村社能够更好地实现教化目的。

  第三,越南封建王朝对科举、经学的重视是制度基础。越南的科举制度培养了大批精通儒家经典的儒士,还产生了应试的《诗经》国音注解本,越南汉喃研究院现存8种、19个版本。这批文化精英主导着村社的命名和更名,具备用《诗经》词语命名村社的文化素养。

  第四,求雅的审美情趣是心理基础。与作为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的教化、科举不同,求雅是越南儒士阶层的共同审美情趣,并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从而在村社地名中得到体现。今天兴安省文江县有一个村的喃名为làng Gàu,雅名为九皋,显然“皋”字系仿喃名“Gàu”的语音所得,但之所以选“皋”字,并在前面加上一个“九”字形成双音节地名,而不是选“高”、“膏”等字或在前面加其他文字,当是取决于命名者对《诗经》词语的审美认同。

  当然,研究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应避免文化沙文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除运用越南正史、地理志、族谱、碑刻等汉喃史料外,还应了解、提取越南近现代学者的观点,才能产出可以得到越南学者接受和共鸣的成果。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要延续基于悠久历史传统的两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好同志关系,通过项目资助和学术合作来鼓励越南境内的相关研究,致力于恢复越南学者对两国共有的传统历史文化的学术关注度和学术研究能力,并借助其学术话语权来积极地影响和引导学术、教育、舆论倾向。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越南会安是展现世界文化大熔炉的最佳历史见证,中华文化在这里影响深远。

图为会安的历史建筑福建会馆(也是天后宫所在)。          图片来源: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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