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撰写过两篇反思传播研究的文章，一篇是《传播学研究的自主性反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该文着眼点是全球传播研究的自主性问题。笔者认为，传播研究一直追随的是政治宣传与商业广告的节奏，因此大量的效果研究成为主流范式。传播学学科未能就人类关切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理论的视野和雄心都相对不足，这使得传播研究变成了同仁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游戏。

　　另一篇是《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黄旦教授对后文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判。只可惜黄旦的批评没有把握我文章的主旨，未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交流。黄旦批评我的“中国传播研究走偏了”的判断，强调中国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历史语境，这其实是老生常谈的观点了。我强调中国传播研究走偏了，是基于自己理想的传播研究逻辑而追问的。其实我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中国传播研究如果要在学术知识场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就必须回到传播的逻辑起点，追问传播的元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传播研究的共同体（中国传播学界并没有这样的共同体意识，有的只是些小山头霸主的冲动）应该对传播是什么、人类为什么离不开传播、传播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建构的意义之类的问题做出更深入的研究。笔者以家为喻，并非黄旦误以为我强调学科需要封闭在一个小圈子之内，而是指传播研究需要一种原点的追问，要有终极的学术关怀。这便是为什么我在文章中特别指出，传播研究“不是为投身于此的知识人寻找一片谋生的职业，也不是给宗教和其他信仰寻求理论依据。传播研究应该直面的是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毕竟社会因沟通而存在”。

　　那么如何直面“人类因沟通不善而导致的苦难”，并基于此建立我所指出的传播研究的逻辑问题呢？要回答清楚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指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网络社会”崛起对传播研究意味着什么？

　　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虽然我自己还不那么肯定，但与以往形态有着极大的差异自然是不争之事实），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全新的社会呢？曼纽尔·卡斯特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向世人分析了他对于这一新社会的基本构想：其一，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具有开放的结构，能够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亦即能够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例如价值或执行的目标），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

　　其二，网络社会导致信息资本主义的出现。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他曾写道：“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其三，网络社会将重构时空结构。卡斯特认为，在网络社会中，网络能够通过改变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来构建一个流动的空间。网络社会的空间可以区分为流动空间和地域空间。流动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电子化的互联网构成的流动空间；第二个层次是节点与核心构成的流动空间；第三个层次则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构成的流动空间。

　　其四，网络社会对社会认同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卡斯特认为，在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同感构成了一个社会，后来这种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在网络化的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深地浸入社会机体之中。但卡斯特相信，虽然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他认为，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很少由一个中心来决策，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他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写道：“在另类的电子网络或者在共同体抗拒的基层网络，我才看到了一个由认同的力量在历史的战场所记得的新社会，开始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