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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照
2020年01月30日 21:54 来源:文汇报 作者:汪家明 字号

内容摘要: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照相史——读《佚名照》,心里忽地蹦出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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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照相史——读《佚名照》,心里忽地蹦出这样一句话。

  如今所存自己最早的相片,是1962年九岁时,在家乡青岛龙口路和广西路拐角处的“凤珠照相馆”拍的。我穿了一件白底黑点的外衣,领口翻出毛衣领,有点像女孩儿的装扮,胸前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这让我惊讶,那时就有毛主席像章了),圆圆的脸上如同 《佚名照》中所说那样 “笑一笑”,露出了没长好的门牙。这家小小的凤珠照相馆绝对是我们那一带居民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影像的记录者。我家的各种相片:百日照、周岁照、家庭照、证件照、同学照、好友照、入队照、入团照、入伍照,以及各种名目的日常照几乎都是在那里拍的,连我大姐和姐夫的结婚照也是,而且看上去很不错。至今清楚记得“凤珠照相馆”五个字是隶书繁体红色,从上至下写在门的玻璃上。门边橱窗里摆放着从一寸到十二寸的样片,以及年轻女子、中年男子的肖像和军人像(附近有海军、陆军军官宿舍);另一扇面向广西路的橱窗,经常摆电影演员剧照,如《海鹰》的主角王心刚和王晓棠;剧照下面陈列着相机和胶卷——照相馆还兼卖照相器材和修理相机。屋里有布幔和两三套布景,布景与《佚名照》里展示的大同小异。

  除了室内照相,在风景点拍照也是由照相馆派出的服务网点进行的。比如我在中山公园的一张留影,用光和构图相当专业,上有“青岛天真照相馆”的标记。我那时正学油画,非常喜欢照相(被拍照),喜欢收集各种影像资料,不但整理了自家的旧相册,还保存了达尔文、杰克·伦敦、高尔基、鲁迅等名人肖像照,乃至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照”。1972年,一位同学家里弄到一台海鸥牌120相机,让他学习拍照以便找工作。我买了两盒黑白胶卷请他实习。他一共为我拍了24张6×6(厘米)的底片,送到凤珠照相馆冲印出来。这批相片有几张保留至今,它们记载了我的画家梦、作家梦(摆的姿势和道具都是与作家、画家有关的)。那是我脱离照相馆,自主拍照的开端。

  人有爱好,并能在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发挥这爱好,是愉快的事。后来我多年从事与影像有关的工作,直到编辑出版《老照片》,算是大大过了一把瘾;因之结交了许多摄影人,更是三生有幸。

  其中,晋永权是我知道得比较早、相识却比较晚的一位特别的影像专家。2006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他的《出三峡记》在我店出版。书中以文字和影像并行的形式,力图通过记录和展示一个个三峡移民和家庭相同又不同的经历,把整个大迁徙立体地呈现出来。为此,他前后五年十六次赴湖北、重庆采访拍摄。书的封面是一位光脊梁的汉子,背对观众,伏在逆流而上的船的船帮上,望着远去的三峡。这封面令人难忘。书还在制作中,大家已经热切地期望一本年度好书的诞生。这类好书是可遇不可求的。

  从此我记住了晋永权。说他特别,是因为从书中看,他与我以往了解的大多数摄影人不同。比如,面对影像(包括自己的作品),喜欢胡思乱想,还有些多愁善感。他不是技术型的摄影匠,也不是以忠实记录社会和历史为最高追求的摄影家,而是一位身在摄影,又在摄影之外的研究者;他总是跨界,把影像学与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联系起来分析、考证,发掘出与影像有关却又超出影像的新角度、新思维。有时不免突兀,却总能触动读者。对摄影和写作,他自信,又不自信。即如《出三峡记》,下了很大功夫的一本书,完稿后他想到的却是“拍照能够干什么,能够见证这记忆的深沟吗?这种记录到底是真相还是谬误,诚实还是欺骗,纯粹的想象重构,还是辛苦得来的可靠洞见呢?”“被书写出来的文字,哪怕是原话照录的文字,一旦脱离开言说者这一母体,她瞬间就成了语言的孤儿,被不同背景不同心态的读者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几年之后,晋永权推出了新作《红旗照相馆》,书名红底黄字,上面一行小字写着:一部中国摄影的断代史,一位摄影人的沉思录。我买了一本。在自序里,他对报社里的老报人和家乡姑奶奶都把自己看成“照相的”而困惑和不甘,但又明白,这种看法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规定性”在起作用,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50年代中国摄影界的一场争辩,争辩的话题发端于“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止步于“新闻摄影到底是什么”。书中的作品和观点涉及很多老一辈摄影人。在后记里,他又一次谈到“一部书稿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作为文本,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读”。“这里所做的解读也是不完整的,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仍旧是自信之外的自虑、自谦。我喜欢他的这种个性。

  从2006年到2009年,再到2018年,与《出三峡记》《红旗照相馆》密切相关的晋永权的朋友和同事中,起码有八九位也是我的同事或朋友;而我所熟识的很多摄影人,其实他更为熟识,但我俩硬是没见过面。直到中国摄影书榜评选和这部《佚名照》,一次偶然也不算偶然的机会,我们相识了。他比我想象的年轻不少,但已非常老到,思想活跃、思路广阔而又心思缜密,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而有条不紊(2019年策展了《我和我的祖国》全国摄影展)。《佚名照》这样一部宏大的著作竟然是在做报社摄影部主任、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和摄影杂志主编的业余时间完成的。这部书稿的材料,是他二十年来购买于旧书、旧货市场的数千张不知像主的相片,其最大特点就是驳杂、无序,累积、编织起来已属不易,还要通过它们去研究中国摄影史中从来没人关注的部分——平民百姓的日常拍照行为(不是我们一向关注的摄影家和摄影“作品”)。这是一项开荒性工作。

  名与实似乎是晋永权一直特别关心的问题。在《出三峡记》中他就说过:“名字的事让我想了很久。名字重要吗?你从没有听过的那个名字真能给你带来什么信息吗?不能。在熟悉、关注你的人那里,名字是被赋予了诸多内涵的标识,这个标识之所以被记住,往往是因为她也是记住你名字的人自身的参照系;而在与你无关的人那里,名字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符号,与其他那些无意义的符号一样,与你无法形成参照,因而难以进入你的记忆识别程序。”

  而这一次,他以从未下过的苦功,来解读数千张“佚名照”。饶有意味的是,他认为,正因没有被拍摄者、拍摄者和持有者的名字,也没有相片内容的明确信息,所以才能进入一种别样的解读:

  佚名照摆脱了当事者本身,从而为基于影像本身分析、判断,结合历史文化背景和大量个案的集中归类进行整体观照提供了可能。

  他的这一说法给我以启发。过去我曾强调,老照片如果没有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信息,就只是一些形象资料,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老照片》的主旨就是讲述相片背后的故事。现在看来,我偏颇了。

  那么,整体观照,观照什么?他论断:看似杂乱无序的日常生活照片,实则有着异乎寻常的理性秩序,它们无不是建构的产物,无不遵从于历史与现实的规定性,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罢了……他坦承:这本书是十年前那本书《红旗照相馆》的姊妹篇,探讨的话题十分不同,又十分相关,对照阅读可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摄影(照相)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的确,在《佚名照》中我看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文化人,从平民到军人,从男人到女人,从孩童到老人,从50年代到80年代……完全不同的芸芸众生,在面对照相机时,却表现出非常一致的东西:时代之色,时代之光,以及表演性、模仿性、符号性。表现什么?追慕什么?什么符号?单用语词说不清楚,晋永权通过对成百上千的相片分类和比对(互图性)得出多层次、有见地的答案,堪称一部中国百姓照相史稿。

  离开家乡多年,我不知道凤珠照相馆是何时消失的。这不奇怪,拍照如今比写字还要普及,数字成像改变了视觉世界,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影像生活。但是那个年代留下的相片仍让我珍惜。再度翻看自己的老相册,我发现,虽然这些相片有名有姓,信息确凿,却与《佚名照》中无名无姓无明确信息的相片如出一辙:近似的感情,近似的表情,近似的姿态,近似的环境,近似的尺幅——往日的昂扬和梦想都写在脸上、记录在案。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佚名照》,对书中那一张张相片特别有感觉的原因?如此看来,佚名和有名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如何看、会不会看,在于眼光的高度、广度与角度……是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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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汪家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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