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末，剧本《绿地坡》被采用，峨眉电影厂张导演来北京农机局给我请“创作假”，元旦当天就飞回成都修改剧本。妻子认定“臭老九”时来运转，取出全部存款给我买了外衣和皮鞋，说“进出电影厂，就别穿带补丁的衣服了。”

　　粉碎“四人帮”，我恢复了写作的权利，但是刚发表两篇小说就招来非议：“机关干部写小说，没稿费也是名利思想。”不料王局长在会上说：“电影《青松岭》描写农民争夺赶马车的鞭子，太落后了。赵大年你也写个电影，让农民争夺拖拉机，宣传农业机械化！”局长一言九鼎，让我理直气壮地重返文坛。

　　来到成都峨影大院，住招待所单间，真清静呀，元旦之夜，客人走光了。张导演这时才说，剧本还要通过文学部、艺委会、党委会三道关口。拍一部故事片很难，要投资两百万。他又交底：“‘文革’十年，厂里一部故事片也没拍，现在一年只拍四部，许多‘有来头’的剧本争着上马，你这是‘外稿’，最后能不能推上去？咱哥儿俩还得努力拼搏呀！”

　　拼搏，好啊！当时有句流行语：“把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那就撒开笔来写吧。又想起杰克·伦敦，他40岁辞世，已出版50部小说，《海狼》、《铁脚跟》、《毒日头》、《墨西哥人》写得多么好啊，绝招就是“一天工作16小时”。哈，咱也会压缩睡眠，哪儿都不去，成都的朋友一律不打招呼。春节食堂停伙5天，我吃了一箱方便面。剧本终于过关，敝人也学会了躲年。《白毛女》里杨白劳外出躲年是躲债，我是躲避吃喝应酬，争夺时间。

　　好事接踵而至，1978年恢复稿费，我把1300元交给妻子，她手都哆嗦了，这相当我俩一年的工资呀。此时北京电影学院开办8个月的编剧班，我47岁了，人家不收。但天无绝人之路——《绿地坡》摄制组来京实景拍摄，聘我当顾问，局长慨然应允。其实，他们用我当了个“大剧务”，借拖拉机，买油料，招农民当群众演员，送病号去医院……然而我也收获多多。

　　我写电影靠自学。夏衍先生自学编剧的窍门是：到影院拿一张剧情说明书，按此故事打腹稿编剧本，然后再去看这部电影，对照着找出人家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我是晚辈，条件好一些，到图书馆借阅中外电影剧本，再看这些影片，琢磨“电影语言”和“蒙太奇句子”。这次跟随摄制组8个月，向导演、摄影、演员、剪辑学习，了解一部电影制作的全过程，自诩为“我的电影学院”。

　　这8个月的夜晚很美妙，住单间，有时间，有老师，剧本《琴童》应运而生。上海电影厂的编辑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修改剧本。1979年元旦到春节，敝人再次躲年。上海下大雪，没暖气，我买来小电炉和搪瓷缸子，既可煮茶，又可烤手，能攥住笔就行。《琴童》开拍了，插空写的剧本《玉色蝴蝶》也出笼了。

　　此时放话：“有房就是娘！谁提供一室一桌一凳，我就为谁写字。”说来惭愧，我家住房14平方米，三张床，炉子，碗柜，饭桌，再也摆不下书桌了。晚上两个女儿复习功课考大学，妻子进修医师，我写小说，饭桌各霸一方，八条胳膊打架，热火朝天。幸亏招待所从元旦到春节空房较多，敝人又在峨影、上影、潇湘3次躲年，写出剧本《车水马龙》、《当代人》、《模范丈夫》，他们连续拍摄我的6部电影，“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

　　在农机局待不下去了。局长海量，放我调入作家协会。1983年作协分给我28平方米的单元楼房，居住面积陡然扩大一倍，当即买来一张书桌，又给亲朋好友发5封电报，绝对真实的电文如下：赵大年52岁已进入有桌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