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图书馆界有缘，还曾在富丽堂皇的最大型图书馆工作过，工间与工余得到许多方便，读了不少好书，在学业上获益良多。但是很遗憾，在人事上乏善可陈，所以文章刚刚开笔，却只得将那些正规的图书馆略过不写。我要写的是早年接触过的规模很小的图书馆。那只是一些琐碎小事，却给我留下始终难以忘却的记忆。

　　我曾经在太行山区洮河之畔的一所中学工作过。那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中学，它的图书馆当然不可能进入图书馆界的排行系列，无论怎样变通排行规则都不可能。但是，这所图书馆的藏书品位却是许多地市级公共图书馆都难以相比的，尤其在中文古籍方面，典藏之中不乏线装的版本。据资深图书管理员封加励女士介绍，这所图书馆的藏书之所以数量多、质量高，是许多年积累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该馆长期不懈的求购和搜集；另一方面，因为这所学校在各个专业都具备优秀的教师，而且他们热心于推荐优秀的图书。

　　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斗争以及随后的一系列运动，使大量知识分子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被下放到偏远之地。在偏远之地中，太行山区尚属环境稍好的地区。由于时代的契机，使洮河之畔的这所中学“储蓄”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切不要小看这些衣衫陈旧的中学教员，他们做学问的严谨程度并不亚于如今那些西装革履的名牌大学教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杨震定老师，他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在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古代史文献与著作。杨老师为我所列的书目，在这所普通的中学图书馆里几乎都能借到，方便得很。

　　刚到这所中学的时候，我并没有教历史课，而是担任数学课程。最初，我曾立志当一名优秀的中学数学教员，为此，我把学校图书馆中的数学参考书翻阅了一遍。数量不多，质量却属上乘，甚至还有法国巴黎市的中学数学课本（不知道如今是否仍旧保存着）。然而，我“妄图”在初等数学领域驰骋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那时候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运动，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中学课程被简单地划分为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两门。工业基础课简称为工基，农业基础课简称为农基，学生们私底下戏称之为“公鸡”和“母鸡”。我被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分配去教农业基础课。

　　我年少时割过水稻，至今手上还依稀看得到被镰刀砍破后留下的疤痕。不过，那是在江南农村的经历。我没有在北方农村的生活体验，真不知道该如何上好农基课，只好求助于学校图书馆。庆幸的是，在那里，农业方面的图书竟然门类齐全，应有尽有，正好适时可用。于是，我就在课堂上开讲如何种土豆，如何种西红柿，如何种莲花白（就是卷心菜）等，还配制了精心绘制的彩色图片。正当我讲得起劲之际，驻校工人宣传队的党队长（这位队长确实姓党，我没有杜撰）找我谈话了。因为有学生向工宣队举报，说我在黑板上大种土豆，云云。他倒并不批评我，而是笑着对我说：“你可以让种过土豆的学生讲种土豆，让种过西红柿的学生讲种西红柿。自己坐在下面听讲，不好么？”令人恍然大悟，工宣队长真是大智大慧，我算是服了！

　　不过，时隔不久，我又惹麻烦了。那时上映了一部举国上下必须观看的电影，名为《决裂》。葛优之父葛存壮，当时的名气还不大，只在这部电影里扮演一名配角，记得在影片中他被唤作孙教授。孙教授应该是农业大学畜牧专业的老师，他的专业研究相当深入细致，因此能够给工农兵学员在课堂上大讲特讲马尾巴的功能。然而，这堂课却成了被人们嘲笑的典型，作为教育不能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突出例证，而导演的用心也正在于引导观众对此作深刻的批判。但是我不以为然。

　　有的学生在课堂上套问我的看法。我告诉学生们，我已经到图书馆查阅了资料。相关的文献表明：尾巴对于人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大街上看不到拖着长长尾巴的人；但是，尾巴对于马肯定是有意义的，要不也早就退化掉了。我进一步解释道：比如，在饮水、吃草之时，马尾巴可以驱赶掉叮咬马屁股的蚊蝇；在疾速奔跑之时，马尾巴能够发挥平衡身体的作用。为了形象起见，我还在黑板上涂鸦出一匹奔驰的骏马，它那扬起的尾巴呈现出平展的态势。

　　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言行又被汇报上去了。学校政工组长阴沉着脸找我谈了一番话。他指责我，不是在黑板上种土豆，就是在黑板上画马尾巴，这是与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大唱对台戏。其实，我何曾想得那么高远。党队长说，保不住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啦。经过学校“革委会”认真讨论，让我带领一个班的学生下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