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时至今日，补课之风给社会带来的困扰和痛苦，已经远远超越了教育本身，并成为一个持续时间很长的社会话题，或者说是社会问题。

　　辽宁日报记者深入北京、山东、天津、沈阳等城市，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采访专家学者、教育官员、教师、家长以及未成年人，打捞沉默声音，解读宏观政策，实地探访治理补课卓有成效的省份。有人善意地回避了我们的采访，更多的人直面补课话题直抒胸臆。

　　辽宁一些地方的有偿补课顽疾，病得不轻：在辽阳，有家长花上万元给孩子找到好家教而兴奋的；在大连，有孩子忍受不了学校补课，而拨打举报电话的；在沈阳，又有记者堵住非法补课班的门，里面的人锁门不出的……补课现象反复被口诛笔伐，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答案，而答案又模糊不定。

　　如果我们这些成年人，对补课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有切肤之痛；如果我们真的对“唯分数论”的误导教育、毒害师德深感忧虑，尤其是，当事实一次次证明，全民性补课扼杀着未成年人的天性，已经危及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活力，我们怎么还可以苟且偏安呢？

　　走过30年

　　补课补丢了什么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补课这个词已经面目全非。一方面，它的内涵大为缩小，只有收费补课，不再有免费补课；它的外延也随之扩大，除了传统的在校生在校补课之外，还出现一对一、多对一的家教模式，民间办学补课模式和军事化管理全封闭补课等多种形式。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考刚恢复的那几年，学校仍然延续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无偿补课传统。那时学校补课很少，大多是教师对学生因病或事假耽误的功课进行的一种及时补救，以免无法跟上课程，造成留级。在媒体工作的戴春光，当时在沈阳市121中学（后来又改回原名沈阳育才中学）读书。他说，在当时，“补课是一个很温暖的事情，一个是有困难，一个是帮助”，补课见证了师生情。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补课慢慢变味了。随着教育产业化的进程，1995年至2000年这几年的时间，有偿补课大面积铺开。大致分两种：一是由学校集体组织补课。二是有高考和中考任务的学科，由把高三、初三教学“关”的任课教师等，对一些家长对考试成绩有更高要求的孩子，进行补课。在政府机关工作的肖铭镝，当时在省实验中学读书。她说，有偿补课开始露头了，参与者主要是学有余力者或跟不上进度的 “两头”学生。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教育部门屡次严查补课以后，补课不再明目张胆，而好像更有生命力。一方面，补课从地上转入地下，越来越隐蔽，也越难以查处；另一方面，供给强大，需求高涨，价格一路高涨。后果是，造成社会对学校、教师所谓 “人类灵魂工程师”形象的质疑和蔑视，以及学生们的普遍不适。当时在一所名校读书的杨芳说，那个时候，就有学生求父母“不要再补课了”，也有学生打举报电话投诉给媒体。

　　不言而喻，补课这个概念已经今非昔比，整治补课的手段却依然如故。这种传统禁补的方式，不仅难以约束在职老师，而且也根本无法影响形形色色的家教。对于愈演愈烈的补课，我们需要达成一种全新的社会共识。继续以各种困难搪塞和回避这个现象，会让未成年人付出更为高昂和痛苦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