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

　　[美]欧立德（Mark C. Elliott）著，青石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05月

　　官员行为逾越朝廷控制 两大趋势令人不安

　　在20世纪前的中国，完全没有大多数近代政府需要维系的庞大官僚机构。而国家需要保卫边疆、维护和平、执行律法和解决危机。它的代表性任务是树立道德典范，以赢得民众的信赖（乾隆常常强调“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而治人概不多得”），其他方面则顺其自然。

　　相对于总人口来说，官员数量很少，在18世纪中期这一比率平均为1∶100000，而且俸禄较低：一个县令的基本薪俸每年只有45两白银。因此，他只能依靠地方士绅进行管理，这些地方士绅往往来自有功名的家族，他们在地方事务管理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财政资助。这种资助至关重要，因为地方官通常需要自己招募办事人员，包括师爷、主簿、衙役、随从、捕快以及守卫。另外，与地方望族搞好关系，可以使新任官员了解当地的详细情况，有益于对地方的管理。

　　只要官员忠于朝廷，且官员的贪腐和滥用职权行为在朝廷的可控范围之内，不至于影响到国家基本的税收和稳定，那么官员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就可以获得长期的良性发展。为了避免官员与地方关系过于亲近，省级官员三年就要进行轮换，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官员们都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任职（回避制度）。官员一个任期结束时，需要对其任职表现做出评估，而这种评估会对其下一个任命产生直接影响。

　　但是，在乾隆统治后期，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趋势。其一，朝廷任命的官员与地方权势人物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其二，官员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君臣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趋势都说明个人与皇帝之间的私人关系日趋松散，标志着在乾隆统治后半期，乾隆的权力开始衰弱。

　　第一个趋势可以与乾隆时期的人口急速增长联系起来。因为人口虽然翻了一番，但是民事官员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加，与康熙时期的官员数量相差不多。这就导致那些超负荷工作的地方官员如今需要负责管理的地区的人口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两三倍。由于中央政府并没有提供持续的额外财政资助，地方官们苦恼日增，不得不想方设法在当地寻求其他可能的财源，这就导致中央与各级州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了隔膜。

　　对金钱的需求日益迫切，自然使得他们难以抵制收受贿赂、敲诈勒索的诱惑，或者偶尔也会来些阴谋诈骗。为了维持政府最低限度的财政支出，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事。几乎每项工程（如修建桥梁、建造神龛、修缮寺庙等）所需的资金都需要那些富户捐赠，当然，这些人也乐于响应地方官、政府或是皇帝的号召，尤其是在捐纳可以获得较低的候补官衔时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官衔可以使他们减免赋税。

　　这种筹集资金的方式是如此成功，甚至连军事行动也有赖于此。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捐纳的现象非常普遍，后来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其所占比例甚至高于我们以前对此的想象。

　　第二个趋势则反映了清代官僚机构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一个与权力和金钱相关的大机构不太可能避免的特征，即派系活动。在中国，朋党政治一般都不受人信任。但是，派系活动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的人对于问题的解决总有不同的看法，有时甚至对问题本身究竟是什么也存在争论。

　　无论怎样，每位官员都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立场，而那些坚持不做选择的官员通常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无援、被边缘化和缺乏影响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