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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 学术评价 有章可循
2020年07月31日 23:03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王学典 字号

内容摘要: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紧急叫停科技领域已泛滥成灾的SCI论文至上的做法,强力纠正学术评价中的不良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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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紧急叫停科技领域已泛滥成灾的SCI论文至上的做法,强力纠正学术评价中的不良导向。这既是对当前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更是对近年来学术界、期刊界相关呼吁的有力回应,这一举动值得赞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评价究竟如何进行,离开了量化指标,是否就会随心所欲,无章可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学术界对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是有价值的,其实是有公认的原则和标准的,只不过这些原则和标准外行人难以把握和操作罢了。当然这些标准并非完全不足为外人道也。

  选题质量高低关乎学术价值大小

  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说,清华学人有一种傲人的自我期待:不管搞哪一行,绝不做第二等的题目,要做就做“头等大题目”,第一流的大学问。研究选题的意义于此可见。我们现在的项目评审一般都将选题价值放在首位,这无疑是正确的。选题处于科研工作的起点,寻找到一个好的选题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填补空白的题目自然不必多说,但这样的题目少之又少。一般说来,研究选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取决于在本学科领域是否具有公认的重要性。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为例,有关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学术名家的研究就具有重要性,不过,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必须从新的角度切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完全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但关于小人物的研究应当与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重要问题相关联才能凸显其意义。民国学者张荫麟曾就中国通史编纂提出取材的四种标准:“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这些标准同样可以移用于学术选题。满足一种或几种标准的选题才称得上是优秀的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新颖性也非常重要。一个选题应当追踪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甚至预示未来学术发展的趋势,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前沿研究往往提出前人所未提出的新问题,涉足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前沿性的题目对学科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提供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应用新方法,找到新的增长点,甚至能为后学“开无数新门径”,“开许多新生路”。前沿性题目常常来自学科交叉地带,由不同学科的碰撞产生火花。如近年来出现的性别史、概念史以及新文化史,都属于前沿性研究。相对于传统题目,前沿性题目优势明显,它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和阅读者的兴趣。但学术研究也不能一味趋新求异,随波逐流,新课题也同样必须兼具相当的重要性。传统题目当然也不是可以完全弃之不顾,置之于新的视角下也有可能转化为前沿性题目。

  功力与见识含量的多少决定学术分量的厚薄

  体现在具体学术成果中研究者的功力与见识的深浅,无疑是判断学术价值高下的另一重要标准。对人文学科而言,论文和专著是两种最基本的呈现形式,因此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对象。评判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时,人们往往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再就是看是否有见识、思想、洞察力,见解是否深刻,是否能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事理。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提出过史学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这都属于学术功力。功力体现出一个人在读书治学上所下功夫的深浅。所谓“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等等,强调的都是学问的积累问题,在某一领域某一方向用功多少的问题。以季羡林先生的糖史研究为例,他十余年里一直关注着“糖”的问题,遨游书海,力求在史料上做到涸泽而渔,其展现的功力令人叹为观止。除了收集材料的能力之外,功力还指对治学工具和相关辅助学科掌握的多少,这是能否在某一领域做出成就的必备条件。当然,功力也指对专业基本典籍的掌握程度。所有成功的学者对本方向的基本典籍无不烂熟于心。为陈寅恪所推重的黄庭坚早就告诫人们“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带有经典性质的书必须溶化到血液里。绕过基本典籍不读而企图走捷径速成,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至于见识,昔贤有言:“才须学也,学贵识也”,说的就是见识对于学问的重要。具有深刻、独到的见识才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才能列为优等。论著中必须体现作者的见解和思想。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目前许多论文中普遍存在有学无识的弊端,通篇只是堆砌材料、转录材料,靠材料膨胀篇幅,用大段引文来注水,通过炫耀表面上的博学来掩饰思想的贫弱。不得不承认,见解越独到、越犀利、越超前,就有可能越难以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这是对学术评价者的一种挑战和考验,需要具有能够容忍异见甚至异端的气度和胸怀。

  能否进入学术史是估量科学研究价值的最终尺度

  学术成果是否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应该成为学术评价的终极尺度。学术评价必须引入学术史的维度。学术研究通常是一种长线的事业,应当具有长远的眼光,学术评价同样如此。学术评价不能只关注短期效应,而要从整个学术史的长河中进行观察。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必将被写入学术史而为后来者所铭记。所谓具有学术史意义的成果,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一类是具有局部突破意义,或是在某个问题上推翻前人结论提出新的认识,或是通过发现新材料、应用新方法将某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二者的学术史意义当然不能等量齐观,前者引发学术研究的突变,后者带来学术研究的渐变。前者通常出自大家手笔,因缘际会而成经典,可遇而不可求;后者来自辛勤耕耘者的常规研究,是经常出现的,也是学术评价中最常见的情形。我们当然不必用衡量经典的标准苛求全部学术成果。

  近来,作为“以质为主”评价标准的代表作制度,呼声很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代表作绝不只是学者个人的代表作,同时更应是本领域、本方向或某一问题研究上的代表作。是不是代表作关键在于其有无学术史的价值。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中还有所谓衡量学者学术贡献度的提议。学术贡献度的评判不能只通过横向比较完成,更离不开学术史的标准。其实,早在1932年傅斯年在谈到大学教授资格评定时即已提出,“此学人更有一种重要著作,成为一种不可忽略之贡献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其中所说的“不可忽略之贡献”,就含有一种学术史价值的意味。

  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撤掉SCI指挥棒之后,整个学术评价需要重新定向,这关乎着未来中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方向,关乎着中国在未来科技舞台上以什么姿态参与竞争。这就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就此展开充分的讨论,形成新的共识。要言之,制定一个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科研事业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也决定着能否实现建设名副其实的科研大国、学术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的科学研究,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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