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两百年前,歌德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不过,和简单的字面意义所能够包含的想象或许大相径庭,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提法与其说是一种各民族或各种语言的文学共生共荣、其乐融融的画面———歌德勾勒的这幅画面极具欺骗性,让我们误以为“世界文学”属于自然的、事实的范畴,而我们的目光就是神奇的药水,使得这幅因为历史原因隐去的画面自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毋宁说是一种理想和对新的文学构成方式的呼唤。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一经提出就已经成为一面令人欢欣鼓舞的概念旗帜,但“世界文学”的概念却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遭遇生活强有力的抵抗。不仅仅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建立在平等、和谐以及相互理解之上的“世界文学”还只是歌德一个“乐观的预见”,更因为在后来并不漫长的两个世纪里,“终将把所有民族都联接起来”的“全人类共通的同情心”早已幻灭。技术的进步贡献于“世界文学”的频繁交流,更贡献于令人忧虑的全球化进程。失去了文学的差异,也就失去了交流的必要性。没有了异时性作为衬托,曾经以找寻不同文学之间的同时性为目的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当然会陷入迷途。

　　歌德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的截面上,文学的平等交流可以显得有些虚幻,有些幼稚。20世纪颠覆的其实不是世界文学的乐观设想,而是文学本身。既然社会不再美好,也不再蕴含着美好的因素,那么文学何为?　一百多年之后,歌德的同胞阿多诺沉痛地问道:奥斯维辛之后,我们还能写诗吗?文学不再能够作为普遍的价值从众多的差异中分离出来,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从而保证差异的合法性与平等性。

　　但或许还有歌德的价值体系在这两个世纪中所遭遇的困境。不论歌德是否愿意,浪漫主义的价值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继承,这既是他当初世界文学愿景的部分实现,却也是使其主张的平衡与和谐逐渐失去光彩的原因之一。20世纪里,文学里的浪漫主义,它对绝对、极致的偏好几乎在世界各地的社会里都找到了革命的形式,无论出口是什么,却似乎最终都导致了真与美、善的分离。波德莱尔颂扬的“恶之花”已然开遍了世界各地,作为预言的浪漫主义胜利了,而胜利的代价就是,现在我们已然知道人性之恶的真相,却也失去了可以抵抗真相,自我救赎的武器,哪怕是虚幻的。

　　如果我们忽略所有政治的因素,世界文学就还能够以差异为前提,用以佐证文学作为普遍价值脱离社会群体而必然在世界游走。这种普遍价值可以是对人性的思考———即使用质疑的方式;也可以是与　自然的关联;当然,更可以、也更应该是对语言的钟爱与探索,哪怕是无度的,以摧毁性的方式。我很喜欢普鲁斯特的一句话:“捍卫法语语言的唯一方式是攻击它。”也很喜欢据此延伸出来的另一个判断:“捍卫文学的唯一方式是攻击它”,攻击意味着:在作品良莠不齐的森林中,站在自　己的位置上,挑出值得攻击的作品,让它经受不同语言的考验,不同经验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