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舜泽

　　■环境质量为何难以在短时期内全面改善？

　　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具有环境问题压缩、污染因子复合、治理进程“拖尾”、改善时间漫长的特点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力度在全球前所未有，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明显，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这种改善的速度、幅度与公众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距离质量标准要求、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差距。与上世纪中期环境状况长周期相比，环境质量仍然严重恶化。目前环境问题的类型、规模、结构、性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凸显，持续多年的复合型环境问题效应在放大。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指标得到控制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和指标在恶化。环境问题的区域分异日益加大，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不同流域的环境问题存在很大差别。

　　总体来看，近期环境质量有所好转，积极因素在积累，但这种量变在规模上、时空上还没有积累形成质变。环境容量承载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环境状况整体明显好转的态势还未出现。我国既不处于恶化程度加剧的溃败期，也不处于环境质量达标和根本改善的战略决战期，环境保护目前已经处于并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处于战略相持期，需持之以恒，积小胜为大胜。

　　工业化及其耦合的城镇化是我国环境问题演变的驱动力。中国资源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关联，这既是认识中国环境问题的世界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论。我国工业化后期向基本实现工业化阶段转型，快速、粗放城镇化向存量城镇化、绿色城镇化转型，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保护必须基于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固有特征开展工作。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给环境治理带来四大难度：一是经济增长速度高、经济总量大、污染物增量大。与我国2020年人均GDP1.2万美元左右对应的历史时期，发达国家GDP增速大部分介于2%~5%之间，我国的经济增量是美国的4倍、英国的9倍。而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我国二产占比高出约5~10个百分点，二产增加值约相当于美国的6倍、日本的11倍。加之技术水平不高，污染物增量远超过发达国家历史同期。

　　二是工业化转段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梯度带来环境治理难度。2014年我国总体进入或接近工业化后期水平，但中部和西部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5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预计全国工业化中后期向全面工业化的转段还将持续10年~15年，能耗、污染压力仍将持续，环境问题在时间上呈现压缩型特征，分区环境质量改善进程必将不同步而“拖尾”。

　　三是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并将持续到2030年。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城镇化伴随工业化基本同步完成，保持稳定。但我国城镇化率未来增速仍保持在0.9个百分点，每年约1200万人口进入城市，排浪式、模仿型消费升级带来了较大的生活型消费污染，城市开发强度过大、生态空间压缩，大城市生态负荷超载。

　　四是能源结构中的“高煤”特点短期难以改变。我国煤炭消费总量占一次能源比例约2/3，而美国历史同期仅为19%，欧洲为30%，我国平均比欧美国家高出约40个百分点。即使考虑与氮氧化物、VOCs排放密切相关的石油消费，我国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重也比欧美国家高1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