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摘要:本文在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使用非位似的Stone-Gary效用函数从理论上说明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间的关系,并使用1980—2009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中国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且并没有呈现随时间而减弱的趋势,控制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后的年均扭曲指数为0.24,即农业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非农部门的24%。其次,劳动市场扭曲会显著迟滞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若消除扭曲,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26.38%。五)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在上述所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可以建立起技术进步(A和M)和劳动力市场扭曲(τ)与经济结构间的变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扭曲;农业劳动力;工资;经济结构;变化;效用;农业部门;生产效率;配置
作者简介:
摘要:本文在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使用非位似的Stone-Gary效用函数从理论上说明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间的关系,并使用1980—2009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中国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且并没有呈现随时间而减弱的趋势,控制部门间人力资本差异后的年均扭曲指数为0.24,即农业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非农部门的24%;其次,劳动市场扭曲会显著迟滞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若消除扭曲,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将下降26.38%;最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使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会带来显著的效率损失,年均潜在损失达到16.34%。若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劳均产出可增加19.53%。
关键词: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劳动生产率
一、引言
农业部门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85年,世界上前5%最发达国家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后5%最不发达国家的78倍,相反二者在非农部门的差异仅为5倍。更为严重的是,尽管这些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效率低下,但却配置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最不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占比达到86%,最发达国家仅为4%)。因此,劳动力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进入生产效率较高的非农部门所带来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Kuznets,1966)。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由1978年的70.5%下降到2010年的36.7%,年均下降1.06个百分点。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刘秀梅、田维明,2005)。据张广婷等(2010)估计,1997—2008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16.33%和1.72%。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占比在未来仍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我们仍将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部门(以2010年为例,假设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占比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即10%,这意味着将有2.05亿的劳动力转出)。但从现实来看仍有诸多约束(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阻碍了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①,制约着中国非农部门的发展(袁志刚、解栋栋,2011)。目前的研究基本承认制度性约束真实存在并且会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但对于这种约束的程度、影响路径等却鲜有回答。因此,本文将主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过去的时段,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或者农业和非农部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多大,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是否迟滞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劳动力就业结构),影响程度如何?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扭曲阻碍了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相对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那么,这种扭曲对中国生产效率的影响如何?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同质性的生产要素应有相同的边际收益,否则就会出现要素流动,进而消除这种收益的差异,最终达到市场均衡。如果要素市场受到扭曲,要素的自由流动就会受到限制,从而导致要素不能配置在效率最高的地方。在此情况下,该经济将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即要素配置扭曲),并造成相应的社会效率损失(Jones,2011)。Vollrath(2009)发现很多国家劳动力和资本在各部门间的配置并非有效,其边际产品并不相等。要素市场上的这种扭曲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30%一40%,TFP的近80%。Hsieh&Klenow(2009)认为如果中国和印度制造业的资源配置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两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分别上升30%—50%和40%—60%。Zhu(2011)估计要素市场扭曲使中国的TFP损失了30%,而在所有的扭曲中,资本市场的扭曲最为严重。Restucciaetal.(2008)发现部门间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市场的配置不当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收入差异,这有助于解释各国间的收入差距。朱喜、史清华和盖庆恩(2011)运用2003—2007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如果有效消除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扭曲,农户的农业TFP有望再增长20%以上,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改进空间超过30%。罗德明等(2012)内生了企业的进入决策,研究了中国偏向国有企业政策的效率损失。研究发现若去掉经济中的扭曲,中国人均GDP将增长115.61%,加总全要素生产率将增长9.15%。袁志刚、解栋栋(2011)利用一个资源错配影响TFP的核算框架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估算了当前中国农业部门就业比重过大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改革以来,劳动力错配对TFP有明显的负效应,以不同的指标计算,在-2%到-18%之间,并呈逐渐扩大趋势,这种错配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升级。Hayashi&Prescott(2008)认为日本在二战前有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造成资源配置不当,使得其经济增长缓慢,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增长奇迹未能在二战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部门模型是研究经济结构变动的重要手段。Kongsamutetal.(2001)使用非位似偏好(non-homotheticpreferences)的Stone-Gary效用函数可以使得两部门模型符合Kaldor事实,也可以符合恩格尔定律。Gollinetal.(2007)、Duarte&Restuccia(2010)、Alvarez-Cuadrado&Poschke(2011)等均采用此效用函数来研究部门间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本文将在封闭的两部门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使用Stone-Gary效用函数建立起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并使用1980—2009年的中国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回答上述三个重要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两部门模型中建立起劳动力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间的关系;其次,评价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结构变化和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后,提出了衡量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方法,并使用宏观数据衡量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在第二部分阐述本文的模型,建立起市场扭曲同经济结构变化及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在第三部分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确定相关变量取值并计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在第四部分,具体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后,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基本模型
本部分我们将在Restucciaetal.(2008)、Duarte&Restuccia(2010)和Alvarez-Cuadrado&Poschke(2011)的基础上,在标准的两部门框架下,研究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结构变迁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假设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存在农业和非农两个部门,分别生产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工业产品及服务和贸易)。两种部门均只有劳动力一种投入品,但由于存在多重约束(如制度因素等),劳动力在部门间不能自由转移,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消费者效用函数具有非位似偏好,采用Stone-Gary形式,对两种商品的需求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需求同劳动力市场扭曲一起决定了均衡状态下的劳动力配置,并影响到经济结构的变化。
(一)生产部门
在该经济中存在两个生产部门,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投入劳动力来生产最终产品:
此处,上标A和M分别表示农业生产部门(Agriculture)和非农生产部门(Non-Agriculture),下标t表示时间,和
分别表示两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应的工资水平为
和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结构变迁(以农业劳动力占比来衡量),所以
和
分别表示两部门间劳动力的就业比例,At和Mt则分别表示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效率,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最终产品市场完全竞争,两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分别为
和
。由于经济中仅存在两个部门,因此我们不妨以农业部门为基准,设
,则非农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为
(二)消费者行为
代表性个人通过消费农产品()和非农产品(
)来获得效用,效用函数为Stone-Gary形式:
,其中
(3)
此处α代表了消费者在两种最终消费品间的偏好程度。在效用函数中我们首先引入了农产品消费的最低额度(γ>0),以保证个人无论何时均能生存;其次,引入非农产品的自我供应μ(即天然非农产品,不需投入劳动即可获得)。在此偏好下,食品支出的收入弹性会小于1,非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这意味着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人会将更少的比例来消费农产品,而将更多的比例用来消费非农产品,与恩格尔定律相符。最后,我们假设农业部门拥有足够高的生产技术,使得在全部劳动力都投入农业时的产出可以维持最低的生存需求,即:
At>γ (4)
代表性个人无弹性地供给自身的劳动力,并通过选择相应的消费品组合来最大化其效用,但这种行为会受到其收入(收入来自两个方面:工资和企业利润)函数的约束。设为农业部门获得的利润,
为非农部门获得的利润,则代表性个人所面临的约束方程为:
(三)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以往的文献一般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转移。但是,在中国由于有相当多的制约因素(如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受到各种歧视,劳动力自由迁移的条件并不满足(蔡昉等,2001;何英华,2004)。为了客观衡量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客观的指标。而劳动力市场上的单一工资率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蔡昉等,2005),因此可以使用劳动力市场上同质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来测量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柏培文,2012;袁志刚、解栋栋,2011)。我们假设在两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摩擦,从而使得两部门间劳动力的工资并不相等,劳动力市场出清时,两部门间的工资水平满足:
此时劳动力在两个市场间的选择无差异。此处的τt表示在时间t两部门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同质的劳动力可以进入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其面临的工资分别为和
,若
这说明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部门转移;若
说明劳动力在农业部门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此时劳动力会向农业部门转移,并最终使两个市场上的工资水平满足公式。下标t表示时间,这说明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若τt=1则两部门间劳动力工资不存在差异,劳动力可以在二者间自由转移,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扭曲;若0<τt<1则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小于非农部门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存在倾向于非农部门的扭曲;若τt>1则说明非农部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要小于农业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存在倾向于农业部门的扭曲。
(四)竞争均衡
对于本文所定义的模型来说,竞争均衡是指对给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选择一系列的资源配置方案、价格方案
及能够获得的利润,使得:
1.给定消费品的价格,选择,以使代表性个人效用最大化;
2.给定劳动力市场价格,选择,以使生产者利润最大化;
3.给定劳动力一体化程度,选择wa,wn满足公式(6)即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的选择无差异;
4.市场出清条件。如:劳动力市场:
产品市场:
(五)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在上述所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我们可以建立起技术进步(A和M)和劳动力市场扭曲(τ)与经济结构间的变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在均衡状态时,可以求得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为:
由公式(9)可以看出,经济中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可以分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和收入变化对农产品的需求两部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表现为推力(push),会将劳动力“挤出”农业,而非农生产技术的提高则表现为拉力(pull),则会将劳动力“拉出”农业: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会使更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
由式(4)可知:因此有
,所以
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提高(扭曲程度减小),将会有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进入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经济的生产效率可以表示为:
由公式(11)可以知道,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越少,即,而一般来看农业的边际产品要低于非农产业,所以At-Mt<0,所以可以得到
。对公式(12)进行分析可以知道,由于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为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品的加权平均(Hsieh&Klenow,2009;Duarte&Restuccia,2010),而权重则为劳动力从事两种生产的比例。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低,滞留在农业(低效率)中的劳动力人数就越多,相应地非农部门(高效率)中的劳动力人数就越少。因此,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会使部分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转移到更富有生产能力的非农产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