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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博物学情结 ——以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为中心
2019年02月13日 10:37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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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issionaries' Complex about Natural Science in Research on Sinology:Focusing on Jesuits to China from 17th Century to 18th Century

  作 者:李真

  作者简介:李真,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传教士汉学研究。北京 100089

  原发信息:《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福州)2018年第20182期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阶段,来华传教士为中西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作为中国地理、植物、医药知识西传的开拓者,17世纪中叶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撰写了《中国植物志》等相关著作,开创了传教士汉学博物研究的新领域。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继承了这一传统,对植物等自然物种进行了田野调查,发表了题材广泛的博物学论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博物学知识的西传。这些早期汉学博物学家所进行的跨文化的知识传译,为19世纪欧洲汉学与博物学之间更为广泛的交汇与对话奠定了基础。

  关 键 词:来华耶稣会士/卜弥格/韩国英/汉学/博物学

 

  西方科学史中的博物学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对动物、植物、矿物及其他自然现象的研究,而汉学与博物学的联系早在利玛窦时就已经开启,从晚明入华的欧洲传教士到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再到19世纪在华的欧洲博物学者,他们在中国开展了多层次的科学考察活动,包括天文测算、气象观测、地理考察以及对动植物、药物、中医和矿业的研究,并通过书信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奇特世界,客观详细地描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方面。①

  当代美国汉学家范发迪(Fan Fa-ti)的代表作《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从文化遭遇的角度切入,分析了18、19世纪旅华英国博物学者的科学实践,以及在从事研究时与各阶层中国人的交往,将晚清中国科学史纳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脉络中,梳理了博物学与汉学、科学与帝国主义、西方博物学家与当地民众之间的诸多关系,填补了汉学研究的一个空白。

  本文在该书基础上,尝试将西方人在华的博物研究从晚清上溯至明清之际和清中期。在中西文化与科学初识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充当了两种文明相遇的媒介与桥梁。中国古代已创作了大量研究植物、动物和矿产的著述,如本草、园艺农书、花谱、博物志、游记、笔记等,而耶稣会士对此善加利用开展了一系列对华科学调查工作。在他们的作用下,中国传统的博物学知识逐步被引介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的好奇与渴求。西方学者对中国博物界的兴趣和对中文著作与中国国情的兴趣往往相辅相成,融汇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汉学与博物学之间跨学科的对话。

  一、来华传教士博物研究的代表人物

  在博物学研究中,有关植物的调查与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17至19世纪,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堪称当时的“大科学”(big Science),吸引了从科学界、政府机构、海贸公司到殖民地官员的广大兴趣和支持。②西方人对中国植物学的研究历史悠远,俄国植物学家贝勒(Emil Vasilievitch Brestchneider,1833-1901)把1898年以前在华欧洲人的植物发现史分成了五个阶段:(一)前林奈③(Carl von Linné,1707-1778)时期,从中世纪到18世纪,采集和研究主体从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商人逐步转向来华传教士;(二)林奈时期,欧洲人开始按照分类法对中国植物进行分类和培植,采集和研究主体以耶稣会传教团和植物学家为主;(三)1793-1840年,除上述两个群体,各国皇家植物园或植物研究所也逐渐参与到中国植物的采集与培育中;(四)1840-1860年期间以英、法和俄国人为主,采集地区集中在沿海开放口岸和西北内陆及边境地区;(五)1860-1898年阶段,更多欧洲各国的专业植物学家、园艺研究者加入到采集和研究队伍,进展迅速。④不难看出,贝勒所梳理的欧人在华植物认识和科考历史恰与西方各国从16到19世纪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活动轨迹与外交关系发展趋势暗相吻合。

  在早期向欧洲传播中国植物学知识的进程中,来华耶稣会士扮演了关键角色,代表人物首推晚明入华的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1612-1659),之后清前中期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nin,1665-1741)、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1706-1757)、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等人将此传统发扬光大,为传教士汉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也为19世纪专业汉学从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拓展到自然科学领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中国植物西传的开拓者:卜弥格

  卜弥格是欧洲早期汉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传教士汉学家。他家世显赫,祖父做过波兰国王的秘书,父亲担任国王首席御医。卜弥格从耶稣会大学毕业后,立志前往远东传教。1644年抵达澳门开始学习汉语,1647年去海南岛传教。后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02)推荐进入南明永历朝廷,得到永历帝和司礼太监庞天寿的信任,被授予官职。1651年,他作为南明特使返欧,携带烈纳皇太后及庞天寿写给教皇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和礼物。卜弥格在欧逗留几年进行外交斡旋,却一直未能获得对南明军事援助的实质答复,只能动身返华,1659年病逝于中越边境。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和中学西传的先驱者之一,卜弥格在译介和传播中国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最早翻译了《黄帝内经》和《脉经》,系统向欧洲介绍中医药知识;他绘制了《中国地图集》(MagniCatay quod olimSerica et modoSinarumestMonarchina,QuindecimRegnorum,Octodecimgegraphica Tabula),着重介绍了中国全境及分省的地理概况、物产矿藏、自然物种等,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知识的西传;返欧期间出版了《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首次向西方形象地展现了一批中国动植物的情况,其中部分内容还被德国耶稣会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收入《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并引发了欧洲学者关于麝香和蛇石的争议。⑤卜弥格所做的这些具有探索精神的研究工作,开创了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东方博物学的先河。

  (二)醉心中国植物研究的韩国英

  乾隆年间,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继承和发扬了耶稣会中国博物研究的传统。他1759年来华,1760年开始在清廷供职,1780年在京去世,曾任清廷的宫廷机械师、园艺师等职。他与时任法国国务大臣的贝尔坦(Henri Bertin,1719-1792)⑥私交甚笃,曾寄赠不少有关中国国情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贝尔坦的中国观。韩国英博学多才,为人谦逊,论著颇丰,可谓传教士汉学家“杂家”的代表,他节译过《洗冤录》,对中国语文和历史有浓厚兴趣,研究过中国天文学、地质学、化学与动物学,尤其关注植物学。

  韩国英和巴多明、汤执中神父,是坚持向欧洲寄送有关中国植物书简及信息的三位法国耶稣会士。⑦他在传教地进行田野调查和标本采样,撰写植物图谱类书籍,襄助法国了解中国物种情况。此外,他和另一位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共同编纂了18世纪欧洲汉学巨著《中国杂纂》(Mémoiresconcernant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 etc.des Chinois)⑧,由他本人撰写或翻译的文章多达63篇⑨,题材涉及博物、社会、历史、政治、语言、文学、医学等,其中博物类文章占了三分之二多。由于在博物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韩国英于1766年被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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