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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道教的诠释层次:类书文献的价值与研究方法
2021年02月22日 14:10 来源:《中国道教》2020年第2期 作者:王宗昱 程乐松 字号
2021年02月22日 14:10
来源:《中国道教》2020年第2期 作者:王宗昱 程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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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隋唐道教研究当作一个整体的视角,那么就需要一个层次分明的诠释框架。系列道教类书就可以成为这个诠释框架的文献基础,并且为不同主题提供相应的文献准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比较客观地判断隋唐道教发展中的基本趋势,以及其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模式。

  隋唐时期是中国道教发展的重要阶段。无论从信仰思想还是社会影响的角度看,道教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界对于隋唐时期道教的研究以重玄学的滥觞和内丹学的起步为中心,兼涉政教关系,特别是李唐皇室的祖先崇拜与道教信仰的结合为道教发展营造的政治和社会环境。①隋唐时期道教发展的另一个主要视角来自以敦煌文书为中心的道教文献研究。敦煌文献的时代跨度比较大,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大推动了中古早期道教经典文献学的研究,特别是灵宝经系②的文献重构。

  近年以来,随着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开始通过碑刻文献、笔记文献以及考古资料③,乃至其他周边文献关注道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并且尝试通过道教信仰为既有的历史诠释提供新的视角。同时,隋唐历史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国家礼制和官方祭祀制度④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从中也不断发掘出了道教信仰的元素,进一步说明了道教在这一时期对国家社会生活的渗透力。此外,隋唐时期的道教信仰也得到了很多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唐代的传奇小说中大量存在的道教信仰元素,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主题,而且全面提升了以传奇小说为代表的民众文化的诠释空间。⑤此外,道教信仰在隋唐时期与佛教的互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佛道之间在思想观念和信仰实践中的相互借鉴很大程度上拓宽了隋唐时期宗教史的整体视野。

  从道教学界的研究视野看,新方法和新视角的加入显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这些研究视角的拓展以及新研究成果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凸显了隋唐道教研究的一个短板,即从道教信仰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道教信仰在这一时期的具体发展特点是什么?其在哪些基本观念和教义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应该从这些变化出发得到关于道教信仰更全面的认识,从道教研究的角度为其他研究方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现阶段看,关于隋唐时期道教的历史社会学、礼制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中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学者对于道教信仰在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缺乏准确的把握和基本的共识。很多学者在处理专题史料过程中往往直接提取其中与道教相关的材料作为重要证据,进而将道教信仰作为一个重要的诠释资源和分析视角,从信仰入手分析历史现象及历史事件中涉及的个体观念。与很多专题研究涉及并利用道教信仰的现状相较,道教信仰的实际样态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从科仪到宫观制度的发展,隋唐时期的道教在体系化与制度化方面的探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对照起来,形成从信仰观念到实践的连贯叙述?此前道教学界的隋唐道教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制度及皇家信仰中的道教因素,并且围绕隋唐时期的著名高道的著作分析其哲学思想及超越观念,而对道教作为一个信仰团体的实践形态及宫观体系的制度等更加具有“宗教性”的具体问题仍缺乏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从道教文献的研究角度看,以《道德经》及《南华真经》的注疏⑥为中心的思想研究比较丰富,而对于隋唐时期的科仪及教团制度等文献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展开。

  

  

  

  1.(唐)王悬河辑《三洞珠囊》

  2.《续修四库全书》存《无上秘要》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3.《续修四库全书》存《道教义枢》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从文献类型上看,隋唐道教的类书文献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类书以集中的主题搜集引用并重新编辑既有的经典文献,并且通过随文注释与解说的方式展开系统性的框架建构,直接指向现实信仰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且体现了隋唐时期道教教团及宫观体系发展的基本情况。更为重要的是,隋唐时期的道教类书是一组主题各异又高度关联的文献,体现了隋唐时期道教发展的基本主题及具体内容,其中既包括体系化的教义和信仰观念的理论性建构、系统性的教团制度与宫观规制的安排,还包括日常信仰实践的具体规制。当然也包括对隋唐时期道教经典存世情况的总体解说。自《无上秘要》《三洞奉道科戒营始》《要修科仪戒律钞》,直至《三洞珠囊》及《道教义枢》,共同构成了体例和规模都比较接近的系列文本,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道教从思想到制度方面的情况。从道教研究的各个层次上看,隋唐道教类书的整体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这些文献可以成为理解道教从早期的经典化到宋元之后的信仰实践系统过渡模式的关键视角。对于类书文献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文献和文本批评入手,严格审查类书的存世情况及文本窜乱问题;另一方面需要从类书的编撰时间、编撰者、编撰目标等不同视角进行个案研究,展现隋唐道教的不同面相。在此基础上,将类书文献当作一个整体,对照不同类书的内容,重构隋唐时期道教经典世界和文献结构,同时把不同主题的片段拼接起来,形成隋唐道教信仰的整体图景,对应这一时期道教的神学观念及理论体系的建构,形成从观念到实践的整体理解,进而总结这一时期道教信仰的基本观念内容以及实践形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其他进路的历史研究提供“何谓隋唐道教”的分层说明,避免过于模糊的道教形象,同时也避免以道教为出发点的过度历史诠释。从这个角度看,类书的整体研究和细致文本分析对于道教研究和与道教相关的历史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应该说,隋唐时期的道教类书编辑肇端于北周武帝时期在通道观组织编撰的《无上秘要》,一百卷的规模很大程度上聚合和重构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经典结构,形成了一个以道教为核心的信仰观念与实践体系的大全。《无上秘要》的编撰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其基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划一的国家信仰并统合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信仰形态,形成一种新的宗教。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无上秘要》一方面可以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典研究的关键文本证据,又可以是探索隋唐时期的教义体系及宫观管理制度建设情况的基本框架。《无上秘要》的整体研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南北朝时期佛道互动以及道教经典文献中的佛教因素在《无上秘要》的编撰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异动,这些变动一方面体现了北周时期道教与佛教进一步区隔的态势,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道教在制度和教义体系上的自觉意识。《无上秘要》的整体研究可以作为整个隋唐类书研究的入手点,它充分说明了以北周为肇端的这一时期对信仰整体框架的理解:从基本的观念与教义出发,联结到信仰传统的历史建构,直至实践技术与科仪内容,以及信仰体系与异质信仰传统之间的关联与融合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道教在隋唐时期进行自我建构的框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隋唐时期的道教教团制度及宫观生活的角度看,《要修科仪戒律钞》与《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可以成为基础的参考文献。我们不仅可以从具体的征引文献目录中看到早期道教经典在隋唐时期制度体系中的地位,还可以从文本结构及主题的分布入手分析隋唐时期对道教教团生活及信仰实践的具体认识,其中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牵涉从经典书写、法服法器到建筑规制,直至法位阶次与行为戒律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教团生活的“理想型”(ideal type)和范式(paradigm),这在很大程度上从正面和反面⑦反映了其时道教宫观和教团实践的基本形态。同时,它们还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对比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教团及寺观管理的异同,从而找出在教团生活基本形式之下存在的观念性差异。遍布全国的宫观体系以及由官方力量参与的教团组织建设是隋唐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特征,从两京诸坊的道教宫观及皇家成员入道的记载,直至地方官僚对地方道教宫观的支持,成为唐代政治生活和精英社会的重要面相。对于这些丰富的历史记载背后的宫观制度及其管理方式的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从研究的角度看,我们要对这些文献中提及的制度性设计的落实情况保持适度的怀疑。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文献中所见的制度设计恰恰是要应对实际情况中与制度理想相反的困境。就道教发展的整体历史看,隋唐时期是法位制度和科仪体系的基本框架成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需要从法位和科仪两个层次上理解道教信仰的制度化趋势,及其背后的推动力。学界过往的研究往往十分关注政治力量的介入和道教信仰国家化的趋势,而对于制度设计的细节关注不够。当然,从教团制度的角度还应该进一步考虑不同的类书的编撰背景及其社会环境。《要修科仪戒律钞》的编辑者朱法满就是在一个地方文化和信仰竞争的环境之中展开宫观规制的设计,我们在具体分析中需要充分考虑其地方特色。此外,我们还需要重视的是制度背后的信仰观念,即制度和具体规制的象征性意涵。在不同的观念诠释之中,同样的制度性设计可能呈现出殊异的信仰价值。

  与制度性的内容相对,《道教义枢》——虽然其作者仍有棘手的争议——则十分集中地体现了隋唐道教的教义学⑧体系的进展。《道教义枢》以主题性框架涵括了道教从宇宙论到实践方法的各个层次,并且在划一的超越性观念框架中展开教义的建构。同时,《道教义枢》还十分具有思辨性和高度抽象的义理性,其表达方式中有许多受到了其时其他信仰与思想流派的元素的影响。《道教义枢》是在南北朝时期的经典化运动之后展开教义与观念体系性建构的重要证据。它一方面体现了道教信仰在思想与观念意义上的自觉,另一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道教信仰如何在观念上承接道家哲学的基本内核并吸纳包括佛教在内的独特表达方式,形成表达方式与思想内容上的鲜明特征。《道教义枢》着重说明的就是宇宙、身体、心灵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自觉和实践就是指向超越和不死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义枢》的根本目标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和教义体系的建设,而是为道教信仰的实践提供一个通往超越的合理性基础。相较于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及吴筠、叶法善、杜光庭等⑨道教学者而言,《道教义枢》的教义体系更强调从玄想到实践的贯通,因此,它更应该被放在道教信仰实践的层次上进行分析。

  从信仰经典体系及实践教法出发,《三洞珠囊》是集中体现北周时期对南北朝道教经典的体系化和结构化成果的文献。现存已经比较零散的文本中仍然可以看到具体的道法内容,我们从中可以蠡测道法体系的基本结构及背后的信仰观念。这里不仅包括了对经典内容及其阶次的排布,还包括了对教法及实践技术的体系性安排。对于《三洞珠囊》的研究需要从文本内容与篇章结构的重建开始,充分考虑其基本的行文特点。从道法与效验两个层次理解信仰观念、实践技术与信仰历史记忆之间复杂的关联。道法背后不仅蕴藏着关于宇宙与生命的丰富知识,也可以充分说明道法体系的变化:哪些道法被纳入了教法的体系,在内容和阶次上有什么具体的变化,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探究的问题。相对于《要修科仪戒律钞》等制度为主题的类书,《三洞珠囊》更可以从信仰实践层面上帮助我们理解隋唐时期道教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更容易让我们看到道教与民间信仰和祭祀在知识体系上的结合与区隔。这一视角可以印证关于唐代传奇及志怪文学的主题研究,从而形成一种向外的勾连机制。

  由于类书是一组内容不同但主题相关的原始文献,它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提供重要的诠释视角:其一,经典文献学与观念史角度的道教信仰发展层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隋唐时期的类书文献可以揭示这一时期道教经典内容的原貌,较之很多现存于《正统道藏》中的经典在内容上可能更加可靠一些。同时,根据经典被摘编的情况,可以分析这一时期不同经典在信仰实践和观念体系建构中的重要性差异,从而实现从南北朝到两宋的道教信仰之间的变迁和发展。结合隋唐时期的其他类书文献以及敦煌文书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文献环境,在其中,不仅可以进行文献考据的研究,更可以用拼图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一时期道教信仰内外部的文本内容及主题变迁过程,从而理解隋唐巨大的社会变迁及政治制度变革、多元文化融合对于道教信仰及更宽泛的本土信仰造成的影响;其二,道教教团管理及宫观生活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对的道教教义的体系化。从文献内容上看,很难直接将这两个主题联结在一起。然而,细究制度化背后的神学意涵,以及教义体系化指向的集体实践,就可以看到,从信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的角度看,这两个主题是不可分割的。教义的体系化是形成对基本观念的实践化拓展,而教团的制度化则是让信仰实践能够指向神圣的意涵,形成一种对向而行的协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两个主题的内容实际上开启了道教信仰进一步疏离民间信仰转向体制性和祭司化宗教的跨越,这一跨越的背景、动机及结果在过往的道教研究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三,道教信仰与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的互动及其产生的效应。我们在第二个层次上看到的疏离倾向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道教的另一个特性之间的张力,即其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从周边文献和历史资料入手展开道教信仰的边界性探索,道教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方式是波纹和晕轮式的,逐步消散并混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信仰元素和祭祀实践。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被一种具有体系性冲动的道教教团体制吸纳了,在此之外的“道教”性归因都是要十分慎重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隋唐道教研究当作一个整体的视角,那么就需要一个层次分明的诠释框架。系列道教类书就可以成为这个诠释框架的文献基础,并且为不同主题提供相应的文献准备。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比较客观地判断隋唐道教发展中的基本趋势,以及其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模式。在文献价值之外,隋唐道教类书的学术价值还需要被纳入道教学的基本关切之中再次评估,并用切实的研究推动类书文献在道教研究资料体系中的地位。

  ①关于隋唐道教史及道教思想的研究著作很多,各国的道教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的道教研究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卿希泰、贺碧来、巴瑞特、司马虚、福井康顺、大渊忍尔、麦谷邦夫及卢国龙等学者的研究都值得参考。

  ②关于灵宝经系的文本研究和文献学探索,柏夷、大渊忍尔、小林正美、刘屹、王承文等学者的讨论都十分充分,成果也比较丰富。

  ③近期比较活跃的研究者包括雷闻、刘屹、李福等。

  ④参见吴丽娱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隋唐五代宋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⑤唐代传奇小说及道教文学的研究,可以参考李丰楙、康儒博、孙昌武、小南一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

  ⑥关于隋唐时期的道家经典注疏及其思想的研究,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更为丰富,其中多以重玄为基本论旨说明这一时期道教信仰对于道家思想的吸收和改造。

  ⑦信仰团体的制度设计往往存在着一体两面的特性:一方面以建构信仰制度及团体生活为目标:另一方面尝试克服在教团生活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因此,正反两面的可能性都是存在且不容忽视的。

  ⑧参见麦谷邦夫:《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义学管窥》,收入辛冠洁、衷尔巨、马振铎、徐远和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以及王宗昱:《〈道教义枢〉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⑨参见卢国龙在《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及《中国重玄学》(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等著作中的专题研究。

 

  

  

作者简介

姓名:王宗昱 程乐松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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