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需要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不仅受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西方背景，包括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源流、西方教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西方修会的组织和灵修生活特点。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的一些看法受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非基督教思想的很深影响，所以我们的传教史研究也需要关注西方教会史和修道传统研究中的学说史和文化史。也就是说，全球史的视野有助于传教史研究的深化。本文主要以近代早期耶稣会的情况为例。

　　[关键词]：耶稣会士；全球史；天主教传教；近代早期欧洲

　　在明清两代，利玛窦、南怀仁和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都是因为他们的技艺而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备受猜忌，他们的传教活动也受到种种限制，最终被全面禁止。皇帝们对基督宗教的排斥主要是出于政治的考虑，即担心这一信仰会动摇人心和削弱臣民对王朝的忠诚。对满族的清朝皇帝而言，亲近基督宗教还有疏远汉族文人这一潜在的危险。由实用的角度，为了捍卫中华文化和维护国家利益，试图以我为主，使西方文明为我所用，在明清两代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一种立场。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偏颇性地接受西方文明应该是一种过时和狭隘的态度。我们当前的文化使命包括了融入世界和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因此，与我们的祖先和前辈不同，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理解和把握西方文化，包括其中关键和重要的道德和宗教层面，吸收其精华。今天，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在研究传教士以及中国基督教这一特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将目光转向中国以外和传教士来到东方以前的情形，需要了解全球史语境中耶稣会以及其他传教团体的思想和文化。只有在这样的考察当中，对那些远涉重洋、介绍欧几里得和西塞罗作品到中国之类的洋人，对这些本意在传播信仰而不在传播科学的文化传播者，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了解。

　　对这些西方来的洋人，我们不妨由西方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一下，不妨用谦虚的态度来评价。西方文化在东方遭遇的困境，难道仅仅是因为西学缺少在东方的“本土化”吗？难道不也是因为东方传统失去弹性和开放性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