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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帛书《易传》 中的史官传统
2020年11月20日 11: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涵 字号
2020年11月20日 11: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涵

内容摘要:巫史传统是《易》学的老传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占筮预测人事之吉凶;而“观其德义”则是孔子开创的新传统,专注于“达德”的思想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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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文明形成之初,史官传统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在孔子之前,史官是文化的拥有者、知识的传承者,几乎所有的典籍都与之有关。大到国家决策,小到民间生活,史官文化的影响无所不在。至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所掌之职能逐渐转移到士身上,在诸子的著作中有或多或少的体现。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史官传统在帛书《易传》中的体现,尤其是“正岁年以叙事”“掌官书以赞治”两个方面的相关内容。

  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涉及他对《周易》的态度,曾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其云:“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周易》包含“幽赞”“明数”“达德”三个层面的内容,前两者即“幽赞”和“明数”,属于巫史传统的旧内容;后者即“达德”,属于孔子“观其德义”的新内容。巫史传统是《易》学的老传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占筮预测人事之吉凶;而“观其德义”则是孔子开创的新传统,专注于“达德”的思想旨趣。孔子抛弃了巫史传统中有关占筮的内容,曰:“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认为史巫对易学的真正内容并不了解,他们只是会进行简单的操作。

  虽然孔子抛弃了史官的占筮传统,但继承了史官传统的其他内容。马王堆帛书《易传》对史官传统的继承体现在两个方面:“正岁年以叙事”与“掌官书以赞治”。《周官》释史,曰“正岁年以叙事”,又曰“掌官书以赞治”。史官在其形成初期,即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掌天文历法,以观天时;二是掌国家典籍,记录政事得失。前者言天道,涉及窥测自然之一面,与古代天文律历有关;后者言人道,涉及道德政治之一面。司马迁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对史官两大职能的充分概括。

  “正岁年以叙事”,此为史官第一大职责,以窥测自然之正岁为首要任务。史官通过观察天文,定四时节气,君主则顺应天时以行政事,农事活动也据此得以展开。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把掌握天象当作治政的重大任务。《尚书·尧典》云:“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史记·天官书》载:“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可见,史官所掌之天文历法于当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在帛书《二三子问》篇中,孔子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时,提及“天时渐”,其曰:“此言天时(渐),戒葆(保)常也。岁始于[东北],□于西南。温始于□,寒始于□□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亓(其)孙贵而宗不傰(崩)”。这里,“天时渐”,乃从解释《坤》卦初六爻辞“履霜,坚冰至”而来,意为踏霜时当知坚冰不久即至,其中“渐”字指从“履霜”到“坚冰至”的时节变化。《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意在提醒人们要感受由阴阳变化所造成的时节变迁。在《稽览图》“六日七分”卦气图中,以坤卦配小雪,为亥月,是十月份。此时冬天刚刚到来,正是阴始凝也。其曰“此言天时(渐),戒葆(保)常也”,强调君主在天时渐变之际要顺天行政,以永保天道。

  在另一篇文献《衷》篇中,孔子释“履霜,坚冰至”时提及“岁之义”,其曰:“孙(逊)从之胃(谓)也。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君子见始弗逆,顺而保。”关于“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之语,我们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进行解读:从时间层面而言,一年之计从冬季开始,成于夏季;从空间层面而言,一年之计始于东北,成于西南。对此,如何理解?我们可从《说》卦中找到答案,其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连劭名先生曰:“艮当丑寅之际,夏正建寅,天气渐暖,寒气消。”艮卦在后天八卦方位中为东北之卦,处于坎卦与震卦之间,坎卦为冬日之卦,震卦为春日之卦,故坎卦之时冬季正要过去,故曰“成终”,此时春季尚未开始,故曰“成始”。以此可知,艮卦既是四季循环的终点,同时也是下一个循环的起点,所以说“始于东北”,即一切从艮卦开始。《说》卦又云:“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连劭名先生曰:“坤位未申之际,天运至此,暑气消,寒气起,万物收,百谷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坤为西南之卦,处于离卦和兑卦之间,即夏与秋之间,夏秋之时正是万物生长、收获的时期,故曰“万物皆致养”,正是“成于西南”之意。而坤卦与艮卦相对,一曰成始,一曰成终,终始往返便是一岁之成。

  史官不仅观察、记录天象,同时也记录人间万象,对后者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先王政典层面。所谓“掌官书以赞治”,是说史官掌国家典宪,记载“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以此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经验。《文史通义·原道中》云:“《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那么,帛书《易传》中记载有哪些“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呢?帛书《易传》中的政治思想主要集中在《二三子问》《缪和》和《昭力》这三篇文献中。

  《二三子问》篇是帛书《易传》六篇中的首篇,其成书时代最早,大约在战国早中期,因而体现出早期儒家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性。其曰:“《易》曰:抗龙有(悔)。孔子曰:此言为上而骄下。骄下而不佁(殆)者,未之有也。圣人之立正(莅政)也,若循木,俞高俞畏下,故曰‘抗龙有(悔)’”。《二三子问》篇正式提出“圣人之立正”的主题,“立正”,通“莅政”,意为临朝听政。越位高权重,越要敬畏比自己低微的人,这是圣人之政的必要原则。正如龙具备神威,处于高位,仍保持“无首”之德。不为人首,自觉处下,才是君子居吉之道。《二三子问》篇对君主谦逊谨慎、戒骄戒躁品质的强调,是与易学所强调的忧患意识紧密联系的。“祸福襍(杂)至,知(智)者知之,故 (严)客(恪/愙、愕/諤)恐惧,日慎一日,(猷―犹)有诐行卒至之患,盱予(豫)而不□□□也,故曰‘悔’。”谦德者常怀危机意识,才能警觉到旦夕祸福转化的微妙契机,内心威严肃穆,戒慎而不敢懈怠纵乐,不敢有邪行。

  《缪和》《昭力》两篇在帛书《易传》六篇中成书较晚,大约在战国晚期,因而其中的政治思想呈现出战国晚期学术的一些特色。《缪和》篇针对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现实,亦特别强调君主的谦德,认为君主谦卑可以维持君臣关系的和谐。《缪和》篇对舜、禹之谦德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认为舜之所以能取得天下,正是因为拥有了谦下之德。其曰:“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其)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当此卦也’。”“此卦”指《谦》卦,强调《谦》卦之德在君主取天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昭力》篇通过孔子之口,结合《周易》所涉及的几个卦,分别对“卿大夫之义”和“君之义”进行了阐释。孔子提出,作为卿大夫,要尽心辅佐国君,保持君臣之间的和谐、信任,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要树立“以德卫国”等思想;作为国君,应当以身作则、知人善任,应当注重国家政策理念的教育、宣传等思想。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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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涵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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