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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哲学观念的阐释看中国学术外译
2019年08月13日 09:0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亭伊 黄乔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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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响应时代的号召,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项目纷纷落地,为中国学术“走出去”提供了强有力的平台保障。尽管当前中华学术外译事业如火如荼开展着,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对一些问题尤其是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和读者的接受立场的关注还很不够,因而未能很好地将中华学术的核心要义准确地传达出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厘清源文本的哲学立场

  美国著名哲学家布兰德·布兰沙德认为,哲学是理解世界的事业。哲学立场就是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那么不同的哲学立场就反映了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著书立说者在借用语言刻画、描摹世界时必定掺入了其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一般地讲,理解路径与客观实际情况相一致,毕竟这是最省力的思考方式。譬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物奠定了世界的始基。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柏拉图就认为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是“理念”的“摹本”,作为本源存在的是“理念”。前者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后者通常被称为唯心主义。如果对两位先贤理解世界的方式不加以区分,对其著作的误解乃至不理解也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类似地,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也必须考虑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如果忽略了对哲学立场的考量,结果要么是译文内部不具有融贯性,要么是译文几乎无法被受众理解。

  第一,对源文本的误解不仅具有逻辑可能性,更是现实情况的真实再现。以先秦名家的著作为例(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是语内翻译),以公孙龙、惠施为代表的先秦名家被孔子、荀子等人斥为“诡辩”家,原因就在于前者提出的命题非常怪诞。当代学者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或将名家视为唯物论者或唯心论者,或视为逻辑学家、理论科学家。这些看法都能在《公孙龙子》中找到例子来佐证。然而问题在于,以往的解释框架都不能融贯一致地解释名家的所有命题(而只能解释部分命题),甚至有些解释框架能被一些命题支持而又被其他命题反对。笔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历来解读者没有十分明确名家著作的哲学立场。需要提及的是,刘利民将名家视为理性主义语言哲学家,借用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中“使用”与“提及”的区分,将古汉语没有标点符号的命题进行重新表达,可发现名家讨论的不是经验层面,而是语言层面,这样言说的目的在于引起听者对语言层面(而不是经验层面)的高度关注。作者基于语言哲学立场解释了名家的所有命题,达到了内部融贯性以及思想一致性。这为理解先秦名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暂且不论这种阐释是否真的再现了名家的精神实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值得重视。

  第二,这里说的“源文本几乎无法被受众理解”指的是译者如果没有事先澄清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受众很难把握译文的内容实质,这与我们下文所谈及的考虑读者的接受立场还不是同一回事。例如,《西游记》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西游记》在国外的“旅行”却屡屡碰壁。方柏林指出,美国大学生在阅读《西游记》时面临的最大困惑不是翻译问题,而是信仰体系的冲突。如果译者没有把握并澄清《西游记》的宗教学背景(这里暂且把宗教学视为哲学的下义词),不梳理清楚各种人物角色的来历,而仅仅遵循源文本逐字逐句翻译,结果便只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这样一来,即使受众认识译文的每个词、句,译文本身于他而言也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其牵涉的背景知识和哲学立场是异域的。

  因此,明晰源文本的哲学立场十分重要。这为翻译实践带来如下启示:除忠实地翻译源文本,译者有必要在译文的前言(或序言)部分廓清源文本的哲学立场,铺垫好源文本的思想背景,以便读者在进入译文正文之前就能够对译文的思想定位有大概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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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亭伊 黄乔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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