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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
2021年01月08日 16:50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王南湜 字号
2021年01月08日 16:50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作者:王南湜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Functional Chang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作者简介:王南湜,南开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教授。

  原发信息:《江苏社会科学》第20204期

  内容提要: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强调主体能动性与强调社会历史结构客观性之争。从有效地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目标看,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基于价值理想的社会批判与基于科学考察的社会建构的双重功能,从而认识到马克思兼具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双重身份,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更为全面的合理阐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身份的再认识,以及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再认识,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具有一种重大的战略性的典范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资本论》/黑格尔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16ZDA097)阶段性成果。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强调主体能动性与强调社会历史结构客观性之争,或者说强调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者的青年马克思与强调作为《资本论》作者的成熟马克思之争。但这一影响甚大的争议,回过头来看,其实只是人们误读马克思的结果。从有效地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本目标看,历史唯物主义必然具有基于价值理想的社会批判与基于科学考察的社会建构的双重功能,从而马克思必定兼具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双重身份,因而这一争论便意味着争论双方只是将马克思主义抽象为单一向度,将马克思削减为单一身份之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两种同样片面观点的对立。而理解到历史唯物主义之双重功能,不仅是对于这两种片面观点的超越,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种更为合理的阐释,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更为合理的全面理解,特别是对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身份的再认识,从而对马克思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再认识,对于当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来说,具有一种重大的战略性的典范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史上,历史唯物主义之非单一性功能,大概是卢卡奇最早明确提出来的。百年前,卢卡奇发表了一篇与本文标题部分字样完全相同的报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①,在其中基于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所处历史情势的变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问题。在报告的一开头,卢卡奇就提出了如下命题:“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准备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它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这个时代是自然的。单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有必要建立这个其任务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整个历史科学的研究所。至今,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一种对应该怎样写历史的指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②读完这段话,读者自然地会期待卢卡奇在下文中提出一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中如何变化的论述,但令人遗憾的是,读完整篇报告,人们所期待的论述并未出现,而卢卡奇只是在报告的最后才极为原则性地提出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方面的两点很重要的变化”:“第一,必须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指明,怎么一定会走上自觉监督和控制生产、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强制的道路。过去的任何分析,无论多么仔细和准确,都不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有把辩证方法——无偏见地——运用于这种完全新的题材才行。第二,因为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批判的客体化,所以极度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使我们有可能从它正在做完的自我批判这一立场出发,比迄今为止可能有过的都更明确和更完善地进一步发展作为‘人类史前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感谢卢卡奇敏锐地觉察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的变化,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功能的非单一性。这一观点使我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所内含的多向维度以及不同维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展现的不同功能。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推进卢卡奇的有关论述,对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转变做出新的阐释。

  尽管卢卡奇敏锐地意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在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条件下,亦须随之而变化,但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变化的论述却是流于表象的,因而是有严重问题的。这里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只是做了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变化的判断,而未能对这一转变提供一个合理性的说明,更在于其未能真正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变化何以可能的结构性基础。而要揭示出这一基础,便必须回到对于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命题的深刻理解。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其“包含着全部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中提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这一置于整个提纲最后一条的命题,无疑可以理解为是马克思对于哲学的终极诉求。但遗憾的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最为根本性的诉求长期以来却并未得到人们全面深入的理解,人们或者将之理解为只是对于将理论付诸实施的强调,或者理解为对于解释世界的理论的蔑视和对于改变世界的行动的强调。然而,如果我们不限于这一文本本身,而是将之放置在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之中来理解,那么,这一命题所指者,便不是仅仅将理论付诸实施或者只是对于行动的强调,而是指向以科学的方式真正有效地改变世界。因此,这一命题便包含着双重内容:一方面是改变世界的实践的首要性和解释世界的理论对于实践的从属性,另一方面则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这一命题之中包含着有效改变世界与科学解释世界之双重诉求的统一性诉求。换言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功能的全面理解,必须一方面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或缺的双重诉求,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握这双重诉求之统一性。

  但要能够把握这两种诉求之统一性,却也并非易事,这也便是以往人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时陷入两种片面性之争的根由之所在。这是因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在逻辑上对于世界本身会有截然不同的预设。一方面,若是从改变世界看,要改变世界,便须预设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即世界本身不能是全然决定论性的。若世界是全然决定论性的,则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将无任何自由可言,从而任何人为的有目的的对世界的改变都将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若是从解释世界看,要解释世界,便须预设世界具有可解释性,即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确定性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性的,否则,任何解释都将是不可能的。所谓解释世界,便是将世界描述为受某种规律体系决定、支配的,如若世界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决定论性的规律体系,而是全然随机的,则将无法被解释。显然,一种哲学体系如若只是主张解释世界而无关乎改变世界,那么,无论这种哲学持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都在逻辑上是自洽的,都不会在体系中出现内在的张力。而一种主张改变世界的哲学,如果只是简单地主张改变世界,而无关乎合乎理想目的的改变,即只要是世界发生了变化即可,那么,这种哲学之中亦不会出现内在张力。但一种哲学若是主张以科学的方式合乎理想目的地改变世界,则必定在理论体系中会出现既主张决定论同时又主张非决定论的内在张力。如何化解这种会导致体系破裂的内在张力,便成了一个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人们多选择一种简单易行之策略,即将马克思哲学之双重诉求简化为单一诉求,或者简化为一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决定论体系,或者只是一种单纯指向行动意识的论述。前者以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为代表,后者则是起自卢卡奇等对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主义阐释。这两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消解矛盾的简化方式尽管消除了理论上的张力,但从根本上错失了马克思哲学所主张的以科学的方式有效地改变世界的真精神。因此,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那里,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解决这一内在张力问题的。毫无疑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是从强调改变世界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的。在那里,马克思将人的类本质设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将现实世界理解为这一类本质异化的结果,并由此得出扬弃异化、复归人的自由自觉类本质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可期待和当为之奋斗的目标的结论。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出发,无疑是克服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忽视人的能动活动之弊,但在此时,关于这一扬弃异化的价值理想是否具有客观的可实现性的问题,尚未进入马克思的视野。但无论如何,马克思是在积极地寻求走向现实生活,为真正有效地改变世界寻找可行之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人的本质规定中增加了物质生活资料需求的维度,这使得生产劳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诗意的“审美性劳动”转变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④。由这一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进行的活动出发,通过对生产力与分工发展的考察,马克思将人类走向自由发展的历史过程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在这里,马克思对解放的条件也进行了分析:“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入,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⑤这里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来描述解放的条件,无疑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要具体多了,但将“不堪忍受”亦纳入其中,却显示出这里仍未达到真正的客观性。

  而要达到真正的客观性,便必须真正超越哲学思辨,以科学的方式去考察现实社会生活。这是在《资本论》中实现的。在这里,马克思建构起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以科学的方式揭示出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⑥。只是在此基础上,对于人类解放条件的规定,才算达到客观的科学的规定。《资本论》之成为科学的关键之处,便是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对象。所谓科学对象,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东西。而这样的科学对象,便不能是变动不居的人类活动的直接存在,而必须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确定性的东西。这种具有确定性的东西便是制约着人们社会活动的客观结构。《资本论》第一卷的“商品和货币”篇便是从人们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出发而对这样一种经济活动结构的描述。这种对具有确定性的结构的描述所形成的便是一种决定论性的科学体系。这样,马克思便从早期著作中对于主体活动能动性的强调转换到了《资本论》中对于制约主体活动的社会客观结构的揭示⑦。

  但这一转换并不意味着像许多论者所主张的那样,马克思从早期的能动论主张者全然转变成了决定论主张者,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两个马克思”。这一转换只是对其早期能动论体系的一种深化,一种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是对象性活动”之规定的改进。但这一“改进”由于在命题中加进了“我能知道什么”的科学认识之维,而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得马克思的理论成为一种具有哲学-科学双重维度的“升级版”理论,真正具备有效改变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一转换仍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表述的“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⑧人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的。基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⑨的规定,这样的受到环境制约的人的能动性便只是一种有限制的能动性。而这一制约人的能动活动的广义的“环境”也正是以往活动的结果。《资本论》中对于制约人们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经济结构的描述,便正是对于这一广义“环境”之本质的揭示。既然这一转换只是对总体性的主体活动的结构性方面的描述,这一决定论体系便只是关于社会生活的一种科学理论模型的描述。尽管这种描述揭示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性规定,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因而与主体能动活动兼容而不相矛盾⑩。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便超越了那种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简单对立,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之包容于自身之内。而这一包容,也就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功能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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