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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究竟关联
2019年07月11日 09:34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姜佑福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作者简介:姜佑福,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20186期

  内容提要:深入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的关联,首先要重点挖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起点和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秘密和诞生地”的意义,恰当把握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础的核心,亦即“感性活动”原则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立场、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以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真正突破,从而有效防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形而上学化或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证科学化的退行理解;其次,在恰当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早期工作之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性意义的同时,重点考察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基础在以《资本论》为中心的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深化发展及其方法论成果,从而对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西方现代性社会批判的核心内容取得真正融贯一致的理解。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革命/新世界观基础/方法论成果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政治哲学发展趋势”[项目编号:12&ZD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根据与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BKS08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恩格斯曾经多次强调,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成就,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关键。但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现象。因此,就本身的实际内容,探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整体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并克服将马克思主义再度形而上学化或实证科学化的倾向,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观念与实际状况

  “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是马克思一生用力最多的理论工作,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十分独特的思想视角。按照马克思本人《德法年鉴》时期的宣言,“批判”之为“批判”,指的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是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①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由来,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有明确的描述,核心在于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亦即市民社会的解剖,而这种解剖首先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展开的。②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主要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但从内容进展的角度来看,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包括《剩余价值学说史》)视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个阶段,应当更为合适。因为一方面,三者之间的内容是相对独立和各有偏重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论》实际上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体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虽然是核心部分),而这个计划也的确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开始付诸实施的。以下我们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得的基本理论成果做一简单梳理,而这一梳理工作将依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基本方面来展开: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原本的批判。

  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阶段,马克思既简要评述了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斯密思想的发展过程,又在揭示国民经济学的“二律背反”的同时,从原则高度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现代私有财产运动“自我扬弃”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主义与重商主义类似于拜物教,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将货币这一“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形式视为财富的本质,货币顺差或贸易顺差被视为社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到斯密的理论过渡,因为重农主义将全部财富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尽管还只是通过“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土地和农业)将“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劳动”中(农业被承认为唯一的生产性劳动),但“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马克思按照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提法,称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因为正是斯密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彻底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确认“劳动”是唯一的原则,亦即确认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主体”或“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就像路德将“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将“僧侣”移入世俗人心当中,从而否定了外部的“宗教笃诚”和世俗人之外“僧侣”的存在一样,斯密“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把私有财产的本质归结于人本身,使私有财产摆脱了各种地域的和民族的规定性,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③。

  虽然1844年马克思还只是初步涉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但就在这一批判的初步尝试中,马克思已经从原则高度上展开了他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仅仅从“私有财产”这一历史性的事实出发并拘泥于这一历史性事实,从而无法真正面对“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根本性“异化”,无法揭示“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马克思要求不是仅仅像国民经济学那样“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而是要“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当然,可以说,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但这项工作始终都没有完成,成为我们今天要努力接续的一项事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提出,不仅要追究“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而且要把这个问题变成“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变成“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问题。并且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有一种根本性的确认:“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共产主义革命作为“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亦即现代经济生活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④

  其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阶段,由于马克思相信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革命即将爆发,所以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对“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原本的批判方面。即便如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副本的批判仍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一方面,马克思概要描述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认为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而此后的各类著作或者是“折中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凯里和巴师夏的对照批评中,第一次在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马克思认为,凯里和巴师夏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因为他们都倾向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在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关系的对抗”进行朴素描绘的地方,他们则力图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⑤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理论成就在于对西方现代性社会自身的批判性分析,并且这一分析是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性方式展开的,亦即是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本质、前提与界限的深入剖析。马克思说,“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因为虽然商品交换古已有之,但“价值”概念则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产物,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⑥进一步说,在古代,无论是民族生活内部还是民族之间,商品交换都仅限于“为满足直接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的剩余部分”,就像犹太人等古代商业民族只是生活在以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那些民族的缝隙中一样。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普遍前提这件事本身是历史的产物。⑦以交换价值的生产为基础或普遍前提,意味着社会的极大进步,因为它一方面扬弃了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依附和统治关系,扬弃了直接的强制性的奴役,迎来了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而对社会权力的角逐反过来会驱动物质生产的极大发展,从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⑧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合理性和文明进步趋势的同时,马克思着力揭示的是其内在的矛盾、界限和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学还是政治学辩护,其“全部的聪明才智”都不过是用作为原始或理想状态的简单交换关系来取代真实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将它视为一种自然而永恒的现实存在,而蒲鲁东等社会主义者的“愚蠢”在于,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理想亦即自由与平等,他们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为雇佣劳动”。⑨因此,揭示资产阶级现代性社会最本质的生产关系亦即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资本作为死劳动驱使活劳动为自己的增殖服务),以及这一对立产生的历史前提(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和这一对立完全立足于自身之后产生的历史性界限及其自我扬弃的可能性,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产阶级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

  最后,在以《资本论》的正式出版为中心的大量笔记和写作中,前后历时近20年,马克思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大的篇幅和更艰苦卓绝的学术努力,处理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西方现代性社会自身批判这样两个密切相关的主题。在马克思完整的写作计划中,除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面目的《资本论》和批判地检讨政治经济学成败得失的《剩余价值理论史》之外,还包括其他几项重要的分篇。大体来说,马克思的整个研究计划应该包括三大部分:(l)对商品、货币、交换价值、价格和资本一般等基础概念的澄清,以及对资本一般生产过程和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形式描述;(2)对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以及作为基本阶级依据的三大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的分篇处理;(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以及危机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⑩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第一国际的政治活动占去马克思晚年大量时间精力,同时也由于健康情况欠佳,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三大范畴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市场体系,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思想性的线索和提示。

  至于《剩余价值理论史》,尽管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摘要、笔记和批评,但离正式著作的形态也相距甚远,考茨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的具体编排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可以说是值得写专门的著述加以探讨的一个论题。这里仅限于提及马克思的三个根本性论断或结论:(1)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来考察剩余价值,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进行考察,但这些“特殊形式”实际上不过是“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11);(2)古典经济学力求“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想要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但他们将“资本的基本形式”亦即“以占有他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视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形式”(12);(3)庸俗经济学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由于自己的分析而使自己的理论前提趋于瓦解和动摇的时期,或者说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派”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形式”存在的时候,庸俗经济学的实质是“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的“翻译”,是“庸人的宗教”(现代拜物教),并且,这种“翻译”是“从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是资本家“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这和古典经济学“渴求理解内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因而甚至不足以作为严肃批判的对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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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佑福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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