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伦理学
电车难题新解:两难处境下的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
2021年04月01日 17:01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清平 字号
2021年04月01日 17:01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清平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A New Explanation to the Trolley Problem:Free Will and Autonomous Responsibility in the Moral Dilemma

 

  作者简介:刘清平,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上海 200433);武汉传媒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武汉 430205)。

  原发信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杭州)2020年第20203期

  内容提要:电车难题构成的道德两难是对道义论而言,而非后果论,难点在于如何在冲突情况下权衡五个人与一个人的生命权益。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视角看,哪怕不同选择的后果都是取五舍一,但由于主体是在不同境遇下基于不同自由意志做出选择的,他们的道德责任仍然存在鲜明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两难处境下,主体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包括不加干预的消极旁观),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自主责任。这种无法免责的特征是道德两难的症结所在,同时也展现了人的有限存在面对诸善冲突的严峻冷酷甚至无可奈何。

  The trolley problem constitutes a typical moral dilemma,and the point lies in how to balance and compare the rights to life of five people and of one person in their conflict.In the past half century,people have put forward several solutions around it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consequentialism and deontology respectively.From the specific perspective of free will,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what kinds of autonomous responsibility the subject should take when choosing these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normative bottom line of justice as “no harm to human fellows” o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surface,the solution of saving five people at the cost of one person’s death is completely in line with the utilitarian principle of “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majority” and thus seems to be impeccable.No matter in which version,however,the subject has to bear the very responsibility for one person’s death according to the bottom line of justice,with different degrees though. Firstly,in the extreme version where a doctor kills a healthy person in order to cure five patients,or a bystander throw a fat guy off the bridge to block the trolley,the subject should bear the extremely serious moral and even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ntionally murdering an innocent person,because,in order to achieve his good will of saving five people,h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riminal act of depriving the victim of her or his right to life. Secondly,if a bystander manipulat

  关键词:电车难题/道德两难/自由意志/自主责任/善与正当/不可害人/the trolley problem/moral dilemma/free will/autonomous responsibility/good and right/no harm to humans

 

  自从1967年英国伦理学家菲丽帕·福特(Philippa Foot)看似无意地提出了“电车难题”[1]后,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甚至普通人纷纷围绕这个成为思想实验的著名案例及其不同版本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围绕以效益主义(功利主义)为代表的后果论与以康德主义为代表的道义论的对立阐发了各种见解[2][3]22-25。本文试图从以往很少涉及的自由意志视角入手,针对人们业已提出的各种基本解决方案进行分析,着重考察在设定了“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规范性正义底线的前提下,人们在选择这些方案应对电车难题时应当承担怎样的自主责任,由此揭示道德两难的症结所在。

  一、电车案例的两难特征

  从本质上看,电车案例无疑构成了道德两难的典型表现:面对两种伦理德性或道德义务不可兼得的对立冲突,同时又难以在它们中间分出主次轻重,人们该如何选择?

  一般来说,由于人的有限性等原因,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不可避免地都会遇到诸善冲突的局面:两个(或几个)好东西都是可欲的,却无法同时兼得,怎么办?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有资格算作“两难”,因为倘若人们很容易权衡两种善的主次轻重,尽管也要面临两选一的取舍,却谈不上有什么困难,那么只需遵循人性逻辑的“取主舍次”原则就是了,所谓“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只有在两种善的重要程度不分上下的时候,人们才会落入不知道选哪个好的境地。比方说,假如只需花掉月工资的五分之一就能治好严重的疾病,很少有人会犹豫不决;可要是耗尽积蓄还不见得能够治好癌症等疾病,人们十有八九就要犯难了。人们常说的“这是一项艰难的选择”,大都是针对这类权衡起来十分纠结的两难局面来说的。

  澄清了两难概念,电车案例的定位也就清晰了:第一,它涉及的是两种值得意欲的道德善(救五个人还是救一个人)的冲突。假如六个人都有机会活下来,没有谁还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第二,人们很难对两种道德善的主次地位加以权衡,因为不管怎么选似乎都会出现麻烦。

  诚然,这里也会出现一个疑问:救五个人与救一个人相比,应该说是很“大”的优势了,选择起来怎么还有难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是效益主义拒绝用任何道义原则修正自己,它就会这样认为,因为按照它最纯正的原初立场,不仅好的(后果)直接就是对的(义务),而且人们面对冲突时只要从大小多少的定量视角进行权衡就够了。换言之,对边沁式的纯粹效益主义来说,电车案例算不上两难:既然付出死了一个人的代价救活了五个人,相互抵消后多出了四条命的净盈余,自然就实现了量上的最大收益,因此与死五个人保全一个人的选择相比,完全符合“最大多数最大福祉”的基本原则。

  然而,这种解答明显与普通人的道德直觉相抵触。面对西瓜芝麻等物品,取五舍一的做法可以说是天经地义,但是,面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它的软肋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我们怎么能够如此轻率,为了让五个人活下来就让一个无辜者死去呢?于是,人伦关系不同于人物关系的特殊性,就把只计算大小多少的纯粹效益主义逼进了死胡同,哪怕求助于边沁“一个只算一个”的命题也找不到出路:虽然这句名言表面上看彰显了个体的重要性,但简单地扳手指计量,还是会让“孤零零”的一条命在“人多势众”的五条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众所周知,电车难题特别是那些极端的版本,正是冲着纯粹效益主义的这个阿喀琉斯之踵来的。一个在它看来很容易解答的问题,却会让它的答案落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窘境。

  主要出于这个原因,黑尔曾站在效益主义的立场上极力贬低电车案例,认为它脱离现实,缺乏说服力[4]139-140。其实,这种理屈词穷的回避态度根本就站不住脚。思想实验的确不同于技术实验,只能围绕理论上设计出来的抽象场景展开分析演绎,几乎没办法在日常实际生活里检验。但要是我们因此断言电车难题忽视了人生在世的具体内容,缺乏现实意义,没有必要深入探究,好像就有点强词夺理了,甚至是忘记了下面的常识:任何伦理学理论都不可能只是细致而微地直接处理张三李四在日常生活中实际遇到的具体道德问题,却拒绝结合像电车难题这样生动形象的特定案例展开逻辑上的理论分析。无论如何,如此多的普通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热衷于参与这个思想实验,还发表了大量针尖对麦芒的鲜明见解,就充分证明了一点:电车案例远比当前伦理学界关注的众多理论问题更有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认真严肃地正面应对,而不可仅仅因为它向我们的规范性立场提出了严峻挑战,就采取鸵鸟政策予以回避,因为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理论研究更加不接地气,最终沦为学究式的空谈。

  这样辨析之后,我们就能发现一个有点反讽意味的事实: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电车难题构成了针对后果论的严峻挑战(它也的确触及了后果论的致命弱点,即只从定量角度计算善恶后果的大小多少,却忽视了定性维度上的主次轻重),但它归根结底是道义论才会面临的一场噩梦。如上所述,倘若将自己的原初立场贯彻到底、不加修正,纯粹效益主义虽然也会觉得死了一个人有点可惜,却不会认为取五舍一是个多么艰难的选择。倒是强调“人是目的”的康德主义式道义论和人们的日常道德直觉,以及那些用“一条人命也很重要”的道义原则修正了自己原初立场的非纯粹效益主义,才会在救五个还是救一个的问题上犯难,以至于打出了“权益”这张定性王牌的自由主义也会感到棘手:单靠定量计算支撑起来的取五舍一固然无法接受,但要是为了尊重一个人不可侵犯的神圣生命权,就让五个人同样不可侵犯的神圣生命权被否定,岂不是也说不过去?如果说一个人是目的,难道五个人就不是目的了吗?如果在同样神圣的生命权之间出现了冲突,我们该赋予哪一边的生命权更高的权重,或者说该让哪一边的生命权更神圣呢?通俗一点说,两边出的都是至高无上的“权益”王牌,到底哪一边能够压过另一边呢?严格说来,两难之难的关键就在这里,不然也不会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僵局了。

  为了走出僵局,本文试图在坚持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规范性正义底线的前提下,引入自由意志的视角(当然不是西方学界依据二元对立架构谈论的那种在决定论氛围下甚至搞不明白是否真实存在的自由意志,而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拥有的与因果必然链条保持两位一体关系的自由意志),仔细辨析人们在不同选择方案下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5-6]。事实上,由于自由意志在哲学上被看成空虚幻觉,同时由于人们在把电车案例当成思想实验讨论时,较少考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承担的自主责任,以往学界很少从这个视角探究人们应对电车难题的选择方案,结果留下了一片盲区,没有意识到解开这个难解之谜的关键恰恰就在其中。此外,由于电车案例的原初设定,人们主要提出了两种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即“取五舍一”与“取一舍五”,本文当然也无法另辟蹊径地给出其他解决方案,而只能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视角出发,针对这两种基本的道德选择展开学理分析,以推进对此难题的反思。

  二、取五舍一的方案

  本节将重点考察多数人认同的取五舍一方案,并论证一个观点:不管面对哪种版本的电车难题,只要主体基于自由意志做出了这种选择,他就要对一个人的死亡承担自主责任,尽管性质和程度的轻重会视具体境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首先,在极端版本的情况下,如外科医生为了通过器官移植治好五个病人而必须杀死一个健康的人,或者旁观者甲从天桥上推下一个胖子以期挡住将会轧死五个人的失控电车等,主体哪怕完全是出于想救五个人的善良意志,不得已采取了这种直接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手段,他都应当承担有意杀害这个无辜者的道德责任乃至法律责任。与这种极为严重的自主责任相比,他救出五个人的善好收益虽然在定量维度上大出许多,在定性维度上却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更不会因为五减一等于四的结果就能享有只应受到褒扬、无须承担责任的德性资格。毋庸讳言,鉴于主体在此只有利他目的、没有利己动机,他承担的自主责任肯定不能与某人为了贪图钱财或紧急避险的自私目的杀害一个人的自主责任相提并论。尽管如此,这种纯粹利他的自由意志依然不足以让主体免于谴责和刑罚,因为他为了实现这个就其本身来看的确高尚的目的,残酷地将一个无辜者仅仅当成了工具,自觉主动地实施了杀害无辜的犯罪行为,却丝毫没有顾及无辜者的生命权益[7]。有鉴于此,即便受害者没有亲友为自己讨回公道,恪守正义的法治体系也应当严肃追究主体的严重罪行(考虑到他的利他目的可以适当减少其刑期),否则就没有履行法律理应承担的保护每个人生命权益的基本使命。同时,这里还可以补充的两点是:第一,外科医生的自主责任要比旁观者甲更严重,因为他是在冷静思考、细致准备后才杀害健康者的,不像旁观者甲那样可能是在来不及考虑、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推下胖子致其死亡的。第二,倘若外科医生是由于自己失误造成了五个病人需要移植器官的局面,他还应当承担更严重的自主责任,因为在他杀害健康者的自由意志里,多了一个“弥补自己失误”的利己因素。

  其次,在原初版本的情况下,即电车失控后两条轨道上分别有五个人和一个人来不及逃离,假如旁观者乙基于自由意志扳动道岔,操控电车驶入了一个人所在的轨道,他有理由因为救出五个人受到称赞,却仍然应当对这个无辜者的死亡承担一定的自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电车失控的人应当对这个失去生命的无辜者承担首要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旁观者乙的自由意志也不包含漠视受害者生命权益的因素,表现在他只是扳动道岔造成了无辜者死亡,并非有意杀死了无辜者,所以他承担的责任要远远轻于外科医生以及旁观者甲。尽管如此,鉴于他业已基于自由意志参与到了事件中,并且自己想救五个人的直接干预间接导致了另一个无辜者死亡,那么,他救出五个人的功德依然无法抵消他造成一个人失去生命的负面后果。毕竟,假如旁观者乙不干预,听任电车自行行驶,这个人是不会死的(虽然那五个人会死),所以,他才应当对自己的积极干预导致这个无辜者失去生命的结果承担责任,包括来自这个人亲友的谴责控告以及他自己的内疚自责。从某种意义上说,旁观者乙之所以有理由因为救出五个人受到称赞,也是以他理应承担让一个人死亡的道德责任为前提的:他明知自己要承担让一个人死亡的自主责任,还是不惜自己受到责罚也要救出五个人。

  最后,在原初版本的情况下,假如主体是电车司机,他自然应当做出取五舍一的选择。同时,尽管这个选择是他的职责所在,因而他没有理由像旁观者乙那样受到称赞,但仍然要对一个人失去生命承担一定的自主责任。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与旁观者乙不同,无论他做出怎样的选择,身为司机肯定都要承担造成他人死亡的部分责任,而造成五个人死亡的责任明显比造成一个人死亡更严重。第二,假如司机并非电车失控的责任人,他对取五舍一方案承担的责任甚至比旁观者乙还要轻,理由与他不应当受到称赞是一样的:如果说旁观者乙是基于自由意志主动干预的,那么司机在基于自由意志进行干预时,还受到了自己职责的内在约束,因为他作为司机本来就有义务操控电车的行驶方向。

  从这个视角看,纯粹效益主义的理论错谬就很清晰了,因为按照它的原初立场,它必然会将这些不同性质的取五舍一方案混为一谈,非但不去辨析主体分别承担的不同责任,反倒会把它们统统视为既正当又高尚的德性行为来推崇。毕竟,倘若只从大小多少的定量角度看,所有这些选择都达成了多出四条命的净盈余,因而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量上的最大福祉。然而,这种按照它的原初立场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价值评判,至少存在两个同样一目了然的严重弊端。

  第一,它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无从抵消,不会对冲。事实上,即便在性质或数量上可以通约,好和坏也不可能单纯通过量化计算的途径不留痕迹地湮灭。例如,一个人失去生命之恶无法在“一个只算一个”的前提下,通过简单相减的计量途径被五个人维系生命之善一笔勾销;一个人的手臂被砍下之恶,也不会因为他事后得到赔偿并装上了具有同样功能的假肢就消失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效益主义几乎有点善恶不分的意味[8]。

  第二,它只关注定量的后果,却忽视了定性的动机。没有看到哪怕同样是一个人死而五个人活的后果,主体在不同情况下基于不同自由意志实施的行为也会导致他们承担不同的自主责任,就像外科医生与电车司机的取五舍一方案所表明的那样。事实上,由于试图在第一个弊端的基础上将后果论的立场贯彻到底,几乎不顾及作为动机的自由意志,纯粹效益主义可以说完全回避了自主责任的问题,以致在取五舍一的情况下只会让主体成为履行“最大多数最大福祉”的效益原则的道德模范,却不去考虑死了(甚至是谋杀了)一个无辜者的严重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效益主义显然还有是非不明的缺陷。

  其实,撇开人们在课堂问答和模拟实验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自主责任的因素不谈(毕竟不是在日常生活里实际做出真要承担责任的艰难选择),他们更倾向于认同电车司机和旁观者乙的取五舍一选择,却不肯赞成旁观者甲尤其是外科医生的取五舍一选择,这已经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日常道德直觉与纯粹效益主义的鲜明对立,因为他们内心深处依然觉得,即便出于救五个人的高尚目的,有意杀死一个无辜者还是于心不忍的。但同时也有必要指出的是,无论在哪个版本中,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心安理得、毫无愧疚地取五舍一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纯粹效益主义的错谬思路(在极端版本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这些选择的更大善好后果,却遗忘了它们同时产生的严重坏恶效应,没有意识到这些选择因导致一个人死亡甚至谋杀了一个人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反倒沾沾自喜于他们能救五个人的“高尚功德”。至于那种仅仅诉诸“会引起巨大社会恐慌”的理由反对极端版本下取五舍一方案的见解,骨子里实际上还是纯粹效益主义的扭曲路数,没有看到侵犯一个人的生命权益本身就属于不可接受的严重之恶,无论这样做是不是会引起“巨大”的社会恐慌。理由很简单:哪怕没有引起任何社会恐慌,有意杀死一个无辜者也是无法宽恕的不义罪行。

  一些西方学者引入了“双重效应原则(双果律)”,试图通过辨析“杀死”与“让其死亡”的微妙差异,来区分不同动机主导下的类似行为的双重后果,因此要比纯粹效益主义的单向度思路更切近电车案例的复杂面目:外科医生和旁观者甲的做法是为了达成善的目的而有意采取了恶的手段,旁观者乙和电车司机的做法则是在达成善的目的时,顺带导致了可预见的负面后果(副作用),因此二者之间存在质的不同[1,9]。不过,只有在此引入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视角,我们才能进一步看到:不仅外科医生和旁观者甲的选择是不可接受的,旁观者乙和电车司机也应当对自己做法的可预见后果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并不能因为这些负面后果只是副作用就将这些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实际上,“可预见”这个修饰词已经潜含着这层意思了:虽然旁观者乙和电车司机都没有直接剥夺无辜者生命权的自觉“意愿”,但还是“知道”自己的选择会间接导致怎样的负面后果;假如他们对这种副作用一无所知,也就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了。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恰恰由于他们只是“知道”自己选择的副作用,却没有剥夺无辜者生命权的自觉“意愿”,他们承担的责任才在实质上不同于不仅“知道”会生成怎样的负面后果,而且还有“意愿”生成这种后果的外科医生和旁观者甲。

作者简介

姓名:刘清平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