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传平(1967-)，男，安徽霍山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构想向“新经济政策”构想的转变。在列宁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理论逻辑上的二重性：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模式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立足于俄国落后的具体国情，试图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特别是市场关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尽管没有突破经典理论，但却包含着新的理论和实践的生长点，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计划经济/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02期

　　从“计划经济”构想到“新经济政策”构想的转变，再现了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轨迹。基于新经济政策实践基础上的建设社会主义之列宁构想，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设想，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模式，体现了列宁的生动的理论创造；但是，西方学者如西方“列宁学”的一些专家们，往往囿于唯心史观的狭隘视野和政治偏见，把列宁的探索视为向资本主义投降的“路线改变”，制造列宁主义理论的内部分裂和对立（注：西方学者如贝特兰·D·沃尔夫和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都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补资本主义的课，是向列宁早年批判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理论路线的投降。另一位著名的西方“列宁学”专家，哈丁·尼尔虽然对列宁一生的政治理论活动进行过辩护，但也对新经济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列宁违背了他自己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和认识。），因而不可能认识到列宁最后探索的理论价值和意义。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国内理论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重视不够。邓小平理论的成功重新引发了对列宁晚年思想进行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因为人们发现列宁晚年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有很多契合之处。但是国内学界对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依然薄弱，还存在着理解深度不够、理论定位不准等问题（注：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在列宁那里就已经突破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原则。这实际上又过高地估计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因此，本文以《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文本为依托，重新审视列宁晚年思想，深入发掘其理论价值，以期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有所裨益。

　　一、列宁的“计划经济”构想及其实践探索

　　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使命和抽象方法，决定了马克思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归结为资本主义，并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尖锐批判的话，那么，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实践，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们，只能从革命导师的构想中去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模式。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描述，第一次使用“计划经济”的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实行计划经济。早在1906年6月1日发表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列宁就写道：“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p.124)因此，列宁把“消灭商品经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所应当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并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国家与革命》、《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以及《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等一系列著作中，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出现的许多新的情况指出，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巨大增长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2](p.219)按照列宁这一时期的构想，社会主义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整个社会组成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或“托拉斯”，成为一个管理中心，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由此列宁提出了银行和垄断组织国有化、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制中小企业辛迪加化等一系列措施，认为这些是适合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实行经济改造，逐步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苏维埃政权按照列宁的设想，首先通过对土地、银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夺取了主要的经济阵地；又经过三个月的和平谈判，终于在1818年3月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而有可能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上来。但是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成分复杂而且又处于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就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18年春，列宁受中央委托拟定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计划，他明确地把“组织对俄国的管理”作为中心任务：“(1)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各种形式实行最广泛的、遍及各地的和包罗万象的计算和监督；(2)提高劳动生产率。”[3](p.123)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只抓住书本上的只语片言而忽视现实，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用资本主义来吓唬人的错误主张，列宁反复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大生产的经验和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的必要性。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靠道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俄国当时的经济，工人阶级一旦学会了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那时社会主义的巩固就有了保障。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3](p.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