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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界组织视角看新兴科技的治理机制 ——以合成生物学领域为例
2020年01月16日 17:00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 作者:黄小茹/饶远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Emerging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Taking Synthetic Biology as an Example

  作者简介:黄小茹(1979- ),女,浙江乐清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伦理,E-mail:xrhuang@casisd.cn,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饶远(1993- ),女,河北廊坊人,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伦理,E-mail:739881685@qq.com,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90

  原发信息:《自然辩证法通讯》(京)2019年第20195期

  内容提要:不同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随着社会转型而日渐增强,伦理治理机制本质上是多相关主体引出的责任分担问题。本文引入“边界组织”的概念,分析多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构成的边界组织的形成,选取仅经历十多年发展的合成生物学领域、以美国为例,剖析边界组织在领域伦理治理的作用,认为多主体参与促成了新的治理机制的形成,并且更加有效地推动了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边界组织”的形成和运作。目前我国的确还缺乏承担这一作用的角色,建设一个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整合在一起,共同协商治理的平台也即边界组织,尤为重要。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the diverse appeals to benefits of different groups ar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and the ethic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s essentially a responsibility sharing problem caused by many related subjects.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boundary organization with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Taking the synthetic biology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s only a history of more than ten years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thical governance and illuminates that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ethical governance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and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boundary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governance mechanism.At present,there is no a role of "boundary organization" in China.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a platform that can integrate different types of stakeholders and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for governance.

  关键词:合成生物学/边界组织/伦理治理  Synthetic biology/Boundary organization/Ethical governance

  标题注释: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项目“新兴科技研发中伦理问题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Y7X1181Q01)。

 

  新兴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同时对人类个体、社会和自然环境等的影响也迅速扩大。生物医药、农业技术、环境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新兴科技研发带来的涉及到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国家安全等诸多的非技术性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已经使既有的科技管理面临巨大挑战。比如,现代生物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很难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对待。这个系统囊括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经济部门——农业、林业、水产养殖、采矿、石油炼制、环境治理、人类和动物健康、食品加工、化工、安全等等,以及一系列工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及其应用。[1]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引起了医学、农业、食品及制药业等相关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为人类健康和生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对社会、环境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政策和法律问题和风险。

  这些伦理问题和社会风险使得社会现有的观念、秩序、体制等面临挑战,甚至发生冲突,并影响到科技本身发展以及社会的运行。新兴科学技术社会风险和伦理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现代社会对新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规范已不再仅局限于道德讨论和限制的范畴,许多国家已经开始逐渐赋予伦理规范以“社会治理”的使命,纳入“社会监督”、“制度”和“法”的语境中,伦理治理逐渐形成为“一种机制”进入到实操层面。本文尝试以合成生物学领域为例,从“边界组织”的视角探讨伦理治理机制,为分析我国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提供研究支撑。

  一、科学的不确定性和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伦理治理边界组织的出现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一般被认为是广泛地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伦理问题的开端。20世纪70年代,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问题凸显出来,诸如人类遗传疾病筛查[2]、产前诊断[3]的伦理问题等已在国际上有不少研究。之后,伴随重组DNA技术诞生发展起来的基因技术对人类原有的伦理和法律观念、潜在的社会秩序产生空前冲击,为了保证生命科学技术的安全使用,防范可能出现的技术滥用,更多的伦理思考随之而来。1975年的阿西洛马会议是生命科学伦理学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时期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主要关注某个具体技术的责任或说是科学家责任问题,[4]探讨科学家、工程师职业特点和伦理挑战,新科学技术及其后果问题。

  80年代后另一些技术发展中非主观意愿重大事件比如技术设施的故障(如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引发人们的思考。虽然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乐观主义开始削弱,但此时的研究仍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中性价值,更加关注如何权衡期待中的正面成果和非主观意愿的负面后果,[5]而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等的出现进一步将问题引向对人的“技术改良”的讨论。在此背景下,1986年美国能源部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时,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ELSI)研究计划也同时设立,生命科学伦理研究得以进入社会公众视野。ELSI计划开启了伦理研究的一种新的模式:在新的科学技术还没有被应用前,就尝试以有组织的研究运作模式开展前瞻性研究,预先发现并解决可能产生的问题,并以此影响科技的实际应用及相关政策导向。因此,ELSI研究计划被认为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6]

  2000年之后,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扩展了对人类未来的想象和担忧,推动了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之未来”的讨论。对其他领域如合成生物学等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也提出了关于人、科学技术、自然三者关系的基本问题。研究不再局限于讨论特定领域具体的伦理问题,不以获得领域具体的责任规范为目标取向,开始触及更深层次的人类学、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问题。([5],p.5)在这其中,有许多伦理问题需要研究,有许多道德抉择亟待做出。

  科学界和社会都意识到,在运用科技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必须放弃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主动担当起日益增长的科技力量所带来的相应道德责任。然而,关于诸如怎样做决定这样的问题,一直以来缺乏公认的、普遍性的东西(比如做决定的标准和方法)。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伦理问题的阈值不同,价值观、伦理意蕴和道德义务相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的迷茫、困惑和争议。

  如果技术范畴中的问题演变成了公共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政治意义上的技术管理就有了登场亮相的重要动因。([5],p.662)以往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往往是科技研发先行,待技术出现之后,再深入探讨后续的社会效应及政策面整合与沟通的问题。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政策或治理资源未能实时配合,导致科技发展未能与美好愿景的方向一致。在新兴科技发展中,这种常规做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尤为明显。随着社会转型,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显现,带来了不同群体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增强的问题。于是,对不安全的风险和程度加以限制被更早、更多地提出来,人们关注怎么样的技术和创新政治实现能够适应未来的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社会和机构这两个因素对于创新的成败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5],p.663)

  这就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即谁才能够决定科技前进的方向。这涉及到责任的问题。在新兴科技伦理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中,责任的概念承前启后——关涉理念和操作。无论是“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科学家责任”,还是“伦理治理”、“公众参与”,都需要溯源到“责任”的问题。只有明晰责任,才能回答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最核心的问题:谁对什么以及对谁负责任?科技发展伦理责任之所以复杂在于,第一,责任主体显然不是单一的,究竟谁是“责任的主体”,这个问题是不明确的,我们可能需要使用“相关者”的概念;第二,责任主体、责任客体、责任评判机构这三重关系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的关系。因此,治理机制本质上是多相关主体引出的责任分担问题,治理所提出的标准、规范,是基于因果条件而非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责任的稀释”无可避免。

  这里,我们引入大卫·古斯顿(David H.Guston)的“边界组织”的概念。古斯顿采用科学社会学的建构论方法,提出政治与科学之间有一类边界组织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的社会契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个时期在科学与政府的新型关系下形成的协议,即通过允许科学的自动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来处理各种问题,相信科学共同体能够最好地管理科学事业中的诚信与产出率问题。然而随着对科学诚信问题的最初质询、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变化、政府自身监督与管理科学技术能力的制度化,政治与科学在彼此的边界上的冲突日益凸显,同时对政治人物和科学共同体负责的边界组织形成了,科研诚信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ORI)、技术转移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Transfer,OTT)等成为边界组织的范例。ORI、OTT的存在证明,在科学的社会契约下科学自动管理问题的方案已遭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正式的激励和监督系统。ORI、OTT代表了一种新的科学政策空间,ORI是通过成为管理科学诚信问题的正式机制,并通过在裁决科研不端行为的问题上将科学与政治的边界问题内部化;OTT则是通过正式机制来管理科研的产出率,并通过在创新经济价值及其指标的问题上将政治与科学的边界问题内在化。[7]

  “技术治理”(technology governance)的概念正是为解决科学技术研发和应用中日益凸显的伦理问题而提出“责任”概念的时候逐渐兴起的。机构组织和当事人以此来应对和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新兴科技的伦理治理机制是多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构成的,几乎不存在一种单一主体的治理机制,其本质是一个个多主体的“边界组织”的运作。

  通过对国外伦理治理机制现状分析,可以发现,各种各类的委员会通常是政府、科技界、社会、企业等之间关于伦理治理的“边界组织”的范例。责任主体包括科学家、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等;外在的机制包括:伦理咨询、伦理审查、伦理法律、伦理政策、伦理规范、公众参与、技术评估等等。

作者简介

姓名:黄小茹/饶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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