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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技与人类命运:基因编辑的法理反思
2019年09月18日 09:27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作者:郑玉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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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Genomegeneediting)是一种新兴技术,于2013年被发明之后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基因研究领域炙手可热的前沿技术,被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具科学前景和革命性意义的技术突破。基因科技领域的每一次进步都会把人类对生命之复杂结构和运行原理的理解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为解决人类生命延续和健康维护领域的顽固难题释放出新的可能。“CRISPR/Cas9”技术与传统分子工具编辑基因手段不同。它依靠一种被称为Cas9的酶,利用RNA分子导向目标DNA,重新编辑DNA序列或插入想要的片段。1借助“CRISPR/Cas9”技术对人体基因进行编辑,可以实现疾病治疗和遗传病预防的目标,但随着该技术的发展和成熟,通过基因编辑对人体机能进行增强或优化,以及通过对人体胚胎进行编辑而直接干预生殖过程,虽然已在全球范围之内成为难以阻挡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引发了科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各个领域的激烈争论。基因编辑技术的迅猛发展始终伴随着技术突破的惊喜和对伦理界限的冲击。

  被应用于人体胚胎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否会引发尊严危机?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伦理挑战?法律应如何应对基因编辑技术在研发、临床适用和市场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规制需求并构建出完善的规范体系?本文从实践伦理学和法理学的视角,对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法律规制的道德基础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反对人体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的自然论证、风险论证和尊严论证等立场进行检讨,本文尝试提出一种理解基因编辑技术之科技风险与社会意义的法伦理框架:基因编辑技术并不会产生独特的尊严危机,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法律规制的道德基础应当以该技术所带来的个体与人类命运的紧密同构性为伦理基点,进而,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开放性的基因编辑技术适用的伦理和法律规制框架。

  一、人体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争议

  在历史过程中,人类不断尝试解读生命延续和遗传的奥秘,但对基因世界的探索和掌控,直至在当代才发生。“基因”这个概念最早由约翰森在1909年提出,伴随着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人类在基因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等科学家提出了DNA的双螺旋模型,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开端。由于基因承载着人类遗传和人体健康的关键信息,因此,通过基因手段来治疗疾病,已成为生物学研究和医学研究的内在动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体基因机制的复杂性使得基因诊疗技术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人体细胞有超过30亿个碱基对、两万个基因,它们制造着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发展出了千差万别的生命状态。在对基因诊疗技术的探索中,技术进展伴随着激进试验所带来的挫折。1990年,美国国家卫生院的安德森医生在患有重症免疫缺陷病的4岁小女孩德西尔瓦身上实施基因治疗,取得了成功。但是,1999年,患有罕见遗传病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的18岁男孩基辛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了一项基因治疗,他在接受病毒注射之后死亡,这给如火如荼的基因治疗热潮泼了一盆冷水。在这之后,基因治疗基本偃旗息鼓。直到2013年“CRISPR/Cas9”技术出现,人类才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基因编辑时代。

  经过反复实验,科学界确证了“CRISPR/Cas9”技术的高效率、成熟度和可普及性。该技术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利用CRISPR系统实现对特定基因的破坏、修复、关闭和启动;对Cas9蛋白和向导RNA进行不断优化;利用多线程的CRISPR/Cas9;利用CRISPR/Cas9系统尝试治疗疾病;利用CRISPR/Cas9系统研究基础生物学问题。2这种巨大优势也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且,该技术已经开始在临床上被适用。3然而,CRISPR/Cas9技术适用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从该技术产生之始就已出现。在CRISPR/Cas9技术之前,科学家曾经尝试通过锌手指核酸酶技术对基因进行编辑,但这种技术效率低下且成本巨大。尽管如此,仍然有机构试图运用锌手指蛋白来破坏艾滋病患者体内的CCR5基因,以避免HIV的入侵。如果CRISPR/Cas9技术足够成熟,那么,在遗传过程中对人体受精卵或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形成抵抗严重病毒的抗体或者降低患糖尿病和癌症的可能性,就可以极大地改变人类的健康处境。4推而广之,如果通过对人体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来治疗遗传病和降低重疾发病率是可行的,那么,通过基因编辑来增强人类的身体机能在技术上就是可以实现的。

  为了应对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挑战,科学家群体和国际机构针对基因编辑技术的适用边界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基因编辑手术从“治疗”跨越到“预防”,违背了基因诊断和治疗应遵循的三项基本原则,这三项基本原则是:基因诊断和治疗应被限制于对疾病有单独决定因素的基因突变,被诊断和治疗的疾病对生活已带来极度痛苦,社会与医学已形成共识。5然而,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和急速应用势头正在改变社会对这三种原则的理解,正在改变预防、治疗和增强之间的界限。如果通过基因编辑可以阻断艾滋病毒的侵蚀,并且极大地降低基因改变与环境之间交叉影响的风险,那么,阻止这种修复和改善性的医疗方案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在生物伦理学家JulianSavulescu等人看来,针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治疗和修复,具有优于试管受精的伦理必要性。6

  科技发展取得实质性进步和突破,有赖于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共同努力,但科技究竟如何适用于人类福祉的提升、疾病治疗和健康促进,却是一个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如何对基因科技的研发、试验以及对人体健康和生命施加影响的各种活动进行道德上的好与坏之判断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被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涉及对生命科技进行伦理评价的伦理基点,即我们依据什么作出判断。第二个层次涉及对生命科技的伦理判断如何产生其社会效应的问题,即如何影响政治安排和法律规制的体系和建构。到目前为止,关于基因编辑的大多数讨论都指向了关于基因科技的根本性伦理判断,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整全性伦理框架来讨论这个问题。整全性伦理框架是指,建构一个讨论基点,基于此基点,分析基因科技涉及到哪些伦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与基因科技的伦理内涵相关的社会和法律议题。如果将既有的围绕基因编辑所提出的各种主张纳入到这个整全性框架之中进行检讨,则可以把它们总结为三种论证:反自然论证、风险论证和尊严危机论证。这些论证代表了从伦理上反对人体基因编辑的主要立场,它们既围绕着某个讨论基点而展开,又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和法律回应方案。三种论证的基本主张是:

  其一,反自然论证: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编辑,违背了胚胎发育的基本规律,干预了胚胎成长的自然轨迹,这尤其体现为,通过改变基因这一最为神秘和最为基础性的人的自然运行机制来“制造”生命,是对自然律和自然逻辑的直接违背和破坏。

  其二,风险论证:通过CRISPR/Cas9技术对胚胎进行编辑具有较高的脱靶风险,会对婴儿以后的成长带来不可知的风险。比如,被编辑的基因与既有基因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又如,被编辑的婴儿的基因会遗传给后代,这既改变了后代的基因,又会带来基因多样性危机(通过人为方式对基因构造进行更改,可能会导致基因趋同)。

  其三,尊严论证(某种意义上也是滑坡论证):人为干预人的自然孕育和成长过程,是对人之为人的尊严的严重侵犯,这会改变人对自身的理解,改变人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对人的整体道德处境造成冲击。

  二、反自然论证

  许多批评者认为,对人类胚胎实施基因编辑是违背自然的。这种反自然论证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虽然它们在立场上存在着实质差异,但共享着“自然”这一判断基点。菲尼斯没有直接针对基因编辑提出批判,而是针对医疗性克隆胚胎提出了基于自然的批判。他认为,被用作医疗的早期胚胎具有自我引导的能力,其已经具备了全部的基因组成,因此,对胚胎的医疗处理和废弃会破坏胚胎自身所具备的可发育成完整之人的自然属性。7哈贝马斯认为,非人为安排的生命开始的自然偶发性为人所享有的自主提供了道德意义上的支持,但出生方面的人为设计会削弱这种支持。8与之类似,桑德尔认为,基因工程和优生学(通过生物技术改善人的能力)“不仅没有尊重人类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赋特质,也错失了与上天所赋予的能力持续协调的那部分自由”。9福山虽然更多地关注基因工程对政府规制所带来的挑战,但他也认为,生物技术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共享的那些典型特征”构成了冲击,带来了人性的危机。10

  在这些主张背后,蕴含着对人的某种自然属性的认可,以及基于此种自然属性而形成的伦理判断。通过基因技术对人的胚胎或者身体进行编辑、改造和促进,是对人的自然结构的改变,违反了人的自然属性。因此,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改造或者破坏,在伦理上是错误的。人不能“扮演上帝(playingGod)”,所以,应该对此种技术加以控制或者禁止。反自然论证最能捕捉到社会公众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直觉性担忧,但却陷入了严重的哲学困境。11在自然世界中,很多方面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万有引力定律和化学原理都是自然性的一种体现。同样,人体的遗传和发育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只有通过受精卵,人才能孕育生命。但有些方面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比如,人们通过运动来减少体重,或者通过养生来延长寿命。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的自然性理解为人自身不可控制的特定属性。如果人类刻意地改变这种属性,比如,通过基因编辑破坏CCR5基因而形成对艾滋病毒的天然免疫,或者通过对基因改良而提高人的智商,那么,这所表明的并不是人的能力,而只是显示了人的自负。正如桑德尔所讲的,这些行为“代表了意志对天赋、支配对敬畏、塑造对守望的绝对胜利”。12

  然而,基因科技恰恰在一种革命性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人对自身身体和遗传机制的支配方式和干预方式。基因科技给饱受病痛(比如各种遗传病、癌症、艾滋病等)折磨的人类展现了疾病的机理,同时也提供了改善的机遇。传统上,人类对人体的干预能力极为有限,这特别体现在遗传领域。如果仅仅因为基因领域的突破,就将人对自身改造能力的加强视为违反自然而加以反对,那么,这个结论为时过早。13

  基于自然的论证仍然能够从哲学讨论中寻找到支持,这需要诉诸自然在哲学上的内涵。什么是人自然而然的属性?答案显然不是人的生物属性(比如四肢完整),因为很多人生下来就是残疾的。答案只可能是另外一种,即人的道德本性。但是,一旦我们将人的自然属性归结为人的道德属性或者道德基础,那么,反自然论证所面对的负担就会加重。哈贝马斯将人的自然生育与自治这种价值进行概念结合,过重地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对自治的决定性力量,反而会容易忽视自治的社会塑造力量。14菲尼斯将生命视为一种基本善,即对生命的尊重构成了基于生命之善的道德要求,这其实也采取了自然法理论的基本立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医疗性克隆(胚胎试验)或者对胚胎进行基因改造有违对生命的尊重这一自然法道德立场?其实,基于生命这种善,对癌症晚期病患进行治疗和对遗传亨廷顿舞蹈症的胚胎进行编辑,同样共享着保护生命这种善的道德要求。同样,福山对基因科技给人的独特属性所造成的冲击表示担忧,这一立场很容易把人基于存在和自由的哲学本性与人自身生理结构的道德涵义相混淆。

  反自然论证的真正有力之处在于,它重视人的自然存在之上的伦理实在,但这一论证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基因编辑的要害之处在于,该技术改变了人干预自身之存在和进入这个世界的独特方式,不能因人的生命延续的自然形态被技术改变而在伦理上否定这种技术。诚然,人对自身的改造确实会引发伦理担忧和社会问题,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基因工程的盛行会改变人们对自身医疗责任的理解,会引发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医疗领域的扩张。15然而,这些困局既不是基因科技所独有的困局,也不是因为人的遗传机制被修正就必然会产生的困局。换言之,科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见得是科技本身的问题,而可能是社会反馈机制出了问题。反自然论证借助一种类似于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的伦理立场对基因编辑的自然意义进行否定,如果不借助其他的论证,比如风险和尊严,那么,其论证就非常薄弱。所以,Odzuck主张,我们自身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规范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人们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改变,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之规范关系的改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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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郑玉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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