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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
2020年03月17日 11:16 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9年第2期 作者:朱灵艳 曹锦清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农民城市化的行动单位选择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受到不同区域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制度与生活的双重形塑。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受到后发国家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下制度和生活两者的共同影响。中国农民从实用理性出发,立足于家庭的整体性和发展性,在既定的土地制度和福利制度等正式制度的结构下,以私人间城乡关系补给公共城乡关系,采用家庭内工农互补和劳动力合理配置的方式,通过资源的长期积累与代际转移,最终实现城市化。因此,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有别于西方的核心家庭形态,呈现出表面扩张内里紧密的特征,也因此具有极强的韧性和灵活性,是当下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的普遍选择和有效的组织保障。

  关 键 词:社会转型期/城市化/核心家庭/城乡关系/

   作者简介:朱灵艳,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朱灵艳(1992- ),女,浙江杭州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E-mail:zeleventh@163.com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C028)。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伴生产物,是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历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国家层面而言,城市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就农民层面而言,城市化是就业方式转变的最终结果,是实现家庭整体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对更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农民作为城市化的主体,其稳定的城市化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目标的关键所在,因此,讨论“农民进城”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分为多个角度。从过程出发的学者将农民进城分为不同的阶段:如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两阶段说[1]、半城市化和稳定城市化的两阶段说[2];又如身体城市化、身份城市化和生活城市化的三阶段说[3],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的三阶段说[4]。还有学者对农民城市化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区分,将之分为农转工、农转居和农民工三种类型[5]。另有学者以农民家庭生活方式为切入点,提出了接力式进城[6]和渐进式城市化[7]等农民城市化的具体路径。笔者延续了既有研究中农民生活这一观察视角,但将重心置于“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的单元选择”这一具体问题。

  在关系本位的东亚社会中,城市化从来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展开的,通常是个人依托于各种形态的关系共同体以实现城市化,如地缘群体、亲属圈、家庭等。此类共同体对外是个体规避风险社会的屏障,对内为成员提供社会支持和情感寄托,因而成为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的组织保障,也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所选择的行动单元。依托于地缘建立起的行动单元最显著地表现在“同乡同业”中,如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的移民过程[8]和福建莆田的农民外出务工模式[9];依托于亲属圈的农民进城也十分常见,如通过亲戚等强关系获取就业信息[10]、解决麻烦等,亲属成为流动农民社会支持网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11];依托于家庭的农民城市化行动是最为普遍的类型,其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三代家庭比例的常年稳定[12],在经验研究中体现为功能和伦理并重的代际团结关系。这些共同体都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行动单元,但家庭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种形态,其余类型都是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因此,可以将家庭称为“城市化基本单元”。

  笔者以“城市化基本单元”而非“家庭类型”作为贯穿全文的分析概念,意在表明这一概念并不实指某种具体的家庭结构与形式,而是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不同区域多种家庭形态的抽象概括,只以能否顺利实现城市化为判断标准。一般而言,不同区域或者不同路径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有其主导的家庭形态。这类家庭通过合理分担城市化成本、有效化解城市化风险,展现出充分的稳定性和较高的竞争力,最终顺利实现城市化,进而实现家庭的现代化“转型”,这种家庭形态就是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稳妥的组织保障,称为该区域的“城市化基本单元”。

  二、“城市化基本单元”的区域差异

  “城市化基本单元”作为抽象的经验概括而非普遍性的理论,在各个区域的实践中都存在不同的主导形式。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城市化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路径和进程,这也使得这两者的“城市化基本单元”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单元”

  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逐步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从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转变,核心家庭是该区域“城市化基本单元”的主要类型。

  西欧国家在原始工业化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分离,个体脱离原本农业家庭统一安排的生产,进入手工作坊或工厂劳作,凭借个人资源禀赋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资收入,财产独立性凸显。这直接对传统父权制依存的经济基础发起了挑战,父代很难凭借家长权威对子代拥有控制权。同时,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家庭的居住格局也逐渐转变。工人离开农村的家庭进入工厂所在的城市,同一家庭的成员居住距离相隔甚远,两代分居成为西欧的普遍现象。工业社会直接瓦解了农村家庭“同居共财”的本质特征,进而解构了西欧传统扩大家庭存在的物质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家庭类型,其典型样态就是工作的丈夫、全职太太和几个未成年的孩子。

  核心家庭在面对城市化成本增加的时候,最直接的措施就是从单职工转变为双职工[13],增加家庭收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和再生产。但是核心家庭规模较小,能够调动的资源极为有限,很难应对如经济危机这样的社会风险,有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这就迫使国家作为市场的“疗伤者”和“守夜人”角色出现,出台各项福利政策,建立并逐渐完善福利制度。法国于1939年通过《家庭法典》,规定工薪阶层、个体户和农业工人可享受家庭津贴,规定新婚夫妇早育可有生育补贴,同时为家庭主妇提供津贴。德国也通过保育支撑政策、住房补助等各种社会福利政策来加强对核心家庭的支持[14]。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分担了原本由家庭承担的幼儿养育成本、养老成本和失业成本,使得核心家庭可以聚焦有限的家庭资源于自身在社会中的生存与竞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瓦解了传统家庭存在的物质基础,产生了以核心家庭为主导的家庭形态。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城市化成本由国家和家庭两者共同分担,核心家庭从国家制度层面获得的支持增加,抗风险能力因具备制度支撑而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私密性和亲密性为主要特征的核心家庭可以顺畅地实现城市化,成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单元。

  (二)后发国家的“城市化基本单元”

  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通常面临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者齐头并进的局面,社会转型具有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织的特点,因而“城市化基本单元”明显区别于发达国家的核心家庭形态。

  首先,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后发国家因为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家庭从工业中获得的收入并不能完全负担家庭的再生产,仍然需要农业收入作为补给,农户的生计模式体现出工农兼业的特点。以中国为例,原始工业化并没有实现手工业与工业的分离,因为农业收入的不足和家庭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手工业生产依然和农业在一家一户和村庄之中紧密结合,以江村的缫丝业和水稻种植业的紧密结合为典型[15]。通过这种“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中国农村家庭在工业化初期实现了基本功能的满足。在80年代的越南也有极为类似的现象,城市居民或是因为收入极不稳定,或是因为固定工资水平极低,难以应对高昂的物价,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养鸡,或加工手工业产品出售以增加收入[16]。这种家庭经济收入的混合性使得家庭依然保有财产核算单位的完整性,个体财产与家庭财产之间并未完全分离,所以传统家庭的经济基础得以延续。

  其次,后发国家普遍具有“压缩现代性”[17]的特点,因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时间短、任务重的特点而无力再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人和家庭提供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支持。这就使得后发国家中家庭作为重要的福利支持者而存在。第一,个体很难直接应对现代风险社会,其在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从而主动选择或不得不依赖家人来抵御家庭风险。第二,后发国家中家庭成员间财产边界的模糊性使得互相支持成为可能,主要表现为代际间的经济支持、劳务支持、日常互惠等。第三,后发国家的社交理性更为突出,即更愿意将家庭“扩大化”。通过在亲属关系的维持上进行长期投资,可以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将亲属网络转换成为功能网络,为身处其中的个人和家庭提供必要的功能支持,总体来说,在后发国家中,扩大的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更高的韧性和灵活性,成为城市化的基本单元。其一是因为后发国家中家庭兼业特征明显,土地等家庭资源仍然具有“共财”的性质,传统家庭的经济基础尚未破坏。其二是由于后发国家的社会财富积累较少,财政难以支撑成本高昂的全面福利制度,需要扩大的家庭依靠其在不同世代间和广泛亲属网络中的资源整合实现家庭的功能聚焦,进而实现稳定的城市化。

  三、“城市化基本单元”的影响因素

  如前所述不难看出,在农民的城市化行动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进行城市化的成本分担和风险规避,而这直接受到制度和生活两方面的影响。因此,笔者将从“制度”与“生活”的互构视角对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进行分析,探讨不同“制度—生活”结构下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及其形成机制。

  (一)“制度”与“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

  “制度”主要指涉以国家为主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与社会性、观念性制度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制度丛[18]。正式制度能够重塑生活,对身在其中的个体行动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进而影响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

  首先,社会福利制度是影响城市化基本单元选择的重要因素。社会福利制度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盛行于西方国家,是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修正和补充,通过资源的再分配规则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需求满足的制度支持。通常认为,工业化使个体的生活风险加大,如失业、工伤、疾病等都会导致贫困,这些问题单靠个人或家庭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来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在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覆盖面广且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通过家庭津贴、养老保险帮助家庭分担了养育幼小、赡养长辈等家庭内部成本,又通过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帮助家庭化解了城市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此一来,小规模的核心家庭在失去了传统村社和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之后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的补缺仍然保持了其较高的稳定性,因而成为可能的城市化基本单元。在后发国家中,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对于家庭的制度支持能力有限,仍需要依赖于地缘和血缘共同体提供社会支持。其次,人口流动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城市化行动单位选择的重要变量。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容遣送制度、粮票制度等都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变迁直接影响着农民进城的行动和策略。以户籍制度为主的既有人口流动制度通常被认为是阻碍我国农民进城的主要障碍,农民无法通过进城获得城市居民身份,因而难以在城市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和工资水平,进入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这种户籍上农民和居民的身份区隔造成了我国农民进城中“半城市化”和“虚城市化”[19]等困境。

  由此可见,正式制度作为国家力量的体现细密地渗透在农民城市化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中,不同的制度结构直接决定了农民在进城时具备何种资源禀赋,是否能够在自身之外寻求其他“同甘共苦”的主体,进而影响到农民城市化行动中的单位选择。

  (二)“生活”与“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

  “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是实用性的、边界模糊的,又是例行化的、韧性的[20]。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与共同体的组织方式、规模大小、紧密程度等密切相关,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作为重要的变量直接影响着农民的城市化基本单元选择。

  传统社会中通常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共同体,并以集体仪式加以强化,随着社会转型,集体意识减弱、共同体规模缩小、血缘地缘凝聚力降低,行动单位也逐渐发生变化。西欧和北美国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个体化趋势,而东亚社会则更多地体现出伦理本位和家族主义[21]的延续。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国核心家庭和户籍单位的平均人口数不断下降,家庭成员摆脱附庸而逐渐独立,个体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更加广阔的选择余地[22]。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三代家庭的比例始终保持在30%左右[23],在农民家庭的经济生活实践中,家庭伦理与农民家庭的现代化呈现出了有机的亲和关系[24]。从家庭内部来看,西欧及美国以夫妻关系为团结基础,以儿童为家庭重心,而中国以亲子关系为主轴,注重代际间“继—养”的平衡反馈模式。两地文化传统的不一致性,直接导致了生活对于既有制度适应性行动的差别。个体化的价值观念下,人们从“我”出发,根据自我需要开展社会行动,因而在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上较少考虑先赋性社会关系的影响,通常会选择核心家庭类型的小规模城市化基本单元。而在家族主义的价值观念下,农民的行动选择过程中不仅限于考虑自我,而是跨越几代的家庭,包括赡养双亲、自己的老年,甚至包括家庭世系的未来等,这就必然导致其城市化基本单元的扩大化。

  综前所述,农民的城市化行动直接受到生活的影响,传统文化、实用理性、意识形态等都会对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在既有制度的前提之下,城市化基本单元的选择正是生活韧性的具体表现。

  四、中国农民城市化行动的制度前提

  (一)土地制度中的农民

  笔者在此讨论的土地制度仅指自1982年确立并沿用至今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目前从身份角度而言“农民之所以称之为农民”的重要辨识标志。

  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凭借其村集体成员身份拥有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且这种承包经营权不得买卖。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民出现兼业行为,甚至完全转向二、三产业就业,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经济来源的比重不断下降。对于大量进入城市谋求第二、三产业工作机会的农民工来说,其虽然离开了土地和乡村,但是户口性质不变,仍然保留其农民的身份,因而仍然是村集体成员,拥有在村集体获得承包地的权利。而在我国土地制度的长期实践中,集体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日渐虚化,集体成员对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逐渐增强,致使许多农民在进城之后依然保留小块承包地,获得土地流转的租金收入。这种制度安排一直被产权学派诟病为不完整的产权,进而对我国农村的经济效率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但从农民城市化的角度看,这种离土离乡却仍然保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的制度安排,对于农民规避城市化风险,有着极大的益处。因为农民进城选择的就业,多是非正规经济,其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极不稳定,必须自行应对经济风险。伴随着这种不稳定性而来的城市化失败对于农民而言是常态而非特例。在如今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面临的是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和低工资这样两高一低的局面,绝大多数人都只能在城市就业获得一定的货币收入,很难在城市购房定居。因此,大多数流动人口并未对在城市定居抱有期待。城市化过程的长期性和波折性使得流动人口在城乡之间呈现出多次往返流动的特征。对于他们而言,凭借集体成员身份而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为其提供城市化失败的最后保障,既起到了个人失业保险的作用,又起到了家庭生活保障兜底的作用,避免进城失败的农民直接沦为赤贫人口。“手中有地,心中不慌”是农民在城市化行动中“进退有据”的根基,这是保护农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25]。

  因此,在这种土地制度中,进城农民因其同时具有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能够同时获得工业和农业两种收入,在城市化进程中既能够避免成为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底层,又可以避免因家庭劳动力过剩可能出现的农业发展内卷化或是农业收入不高导致的长期贫困状态。

  (二)福利制度中的家庭

  在当下我国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无法被工业完全吸纳,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只能从事非正规经济的职位,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导致个体从城市中所得的经济收入不足以覆盖整个家庭向城市迁移的成本。第二,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企业,普遍通过在人力成本方面的严格控制降低产品价格、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通常不愿意承担员工的高福利支出。这直接导致我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工受困于恶劣的工作环境、苛刻的工作待遇、频发的工伤事故等。第三,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流动人口无法被纳入流入地的福利系统内,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财政力量尚难以填平城乡之间巨大的福利水平落差,这就进一步强化和延长了进城农民“半城市化”的存在。由此可见,在转型期的中国,市场和国家都难以成为强有力的福利提供者来分担家庭的城市化成本。大量农业人口为了实现城市化,只能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寻求援助,从家庭中获得必要的支持。因而,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家庭承担了发达国家中由国家和市场承担的社会福利功能,成为农民城市化行动中重要的福利支持者。

  家庭的这种福利支持贯穿于个人城市化的全过程:城市化启动时期,家庭为个人在城市就业提供社会资本支持、为其在城市购房提供资金支持;在半城市化时期,家庭为个人提供城市化失败的退路,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供给;在城市化完成阶段,家庭依然为个人提供日常的生活资料补给和劳务输送,支撑其在城市的体面生活。这些都使得个人不可能在脱离家庭的条件下实现城市化,进一步使得个人的城市化与家庭的发展捆绑在一起。家庭需要通过支持个人来实现家庭整体的发展和社会阶层流动,个人需要依托于家庭规避城市化风险,实现稳定的城市化。

  总体来说,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福利制度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个体化的特征并不明显,家庭的整体性却显得尤为重要。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单位,对外具有排他性,对内具有紧密性。这就使得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呈现出与西欧和美国截然不同的内部关系,即家庭城市化并没有表现出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反而强化了代际关系的功能与意义,使得家庭进一步成为功能实体和道德实体。农民家庭在城市化压力之下形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共同核算、共同行动,卷入城市化过程。

  五、中国农民城市化行动的生活形态

  (一)家庭的整体性发展目标

  在既有制度前提下,农民家庭的生活形态表现为“整体性”和“发展性”这两个主要特征。家庭的“整体性”成为农民城市化行动抉择的出发点,“发展性”则是农民城市化行动的最终目标。

  个体化理论通常将现代性与个体性直接关联,因而认为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表现出强烈的个体化趋势,出现“自我中心式家庭”[26]和“个体家庭”[27]。但中国的家始终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性概念,在传统社会通过财产的单系继承和血脉的代代相传,个体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消失,但家庭却一直延绵至今。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核算单位与行动单位,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家产的代际传承与共有性,在精神层面表现为农民“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生命意义来源。因而,家庭的整体性是农民城市化的基本视角,跨越几个世代的家庭也是农民行动选择的重要考量。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这种整体性体现为家庭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核算单位,有着明显的内外之别,对内具有资源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家产的“共有性”,对外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理性互动的逻辑,如“有来有往”的人情。

  个体以家庭为依托开展行动,家庭也将个体发展纳入家庭整体的发展目标。现代化进程中,村落与家庭的封闭性被打破,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方式已经不再是主流,“发展”越来越成为现代家庭的关键词。家庭的经济收入增加、在城市购房、日常生活体面等都已经成为村庄社会评价的主要维度。“发展”正义替代了“解放政治”中的“权利”正义,在家庭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先性地位[28],因而越来越多的家庭卷入城市化浪潮,以此为手段实现家庭的“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家庭的发展就不仅着眼于当下,更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家庭中最年轻的一代。这就需要家庭转变简单再生产的方式,通过调整家庭生计模式来进行高水平的人口再生产。

  总体而言,中国家庭在遭遇现代性之后,在结构上依然体现出了传统整体性的延续,在目标上则将发展的外在要求转化为家庭的内在正义逻辑和具体行动指向。这种高水准、大难度的家庭目标迫使家庭需要对生活的各方面进行调适,以完成家庭的现代化。

  (二)家庭生计模式与财富积累家庭再生产的方式以家庭的资源总量为基础,不同的家庭再生产方式直接影响到家庭生计模式的选择,即影响到家庭为了满足成员的日常消费而做出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如前所述,在城市化进程中,当前我国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方式已经转换为“发展”而非“保底”,这就使得家庭生计模式在城市化进城中发生极大的转变。

  传统时期,土地是家庭最主要的生计资本。农民通过自身的劳动力与土地的交换,开展种植和养殖等生产活动,使得家庭自身的粮食和蔬菜都能够得到满足。加之手工业等的家庭辅助经济可以换取少量的货币收入,能够实现家庭基本再生产的目标。但在工业化速度加快之后,农民的兼业行为极为普遍,家庭的半工半耕[29]模式已经成为当下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生计模式,并逐渐从农业为主转向工业为主,从以家庭为导向转向以市场为导向。这就使得农民家庭作为资源的整体核算单位,在劳动力配置方面出现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在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中,个体凭借其个人禀赋和市场需求都有其明确的劳动力价格。在此基础上,在一、二、三产业的报酬比较中,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也逐渐明晰。因此,农民家庭作为整体的经济单位,依据理性计算可以主动在其内部进行排列组合,以性别分工和代际分工为原则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以实现家庭整体经济效率最大化。老年劳动力因其体力和素质等原因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报酬,因而转向劳动报酬较低但仍有一定收益的农业劳动,而让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从事二、三产业劳动,获得较高水平的劳动报酬。同理,在市场上竞争力较弱的女性劳动力还会承担起家庭内部劳动,如家务料理、抚养幼小等,减少从市场购买家务服务的经济支出。这种劳动力利用方式从没有“退休”一说,农民在城市化行动中为了家庭财富的积累,通常会选择不断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最大化自己的劳动收益,这就出现六七十岁的老人仍在种地、打零工的现象。这种生计模式通过家庭中每个个体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内纯消费人口,使得家庭内财富的积累速度快于消费速度,进而实现家庭总体财富的增长。

  家庭作为集生产与生活为一体的单位,生计模式和财富积累方式是农民生活中最具有自主性的内容。在城市化目标的强动力之下,家庭最大限度地进行财富积累,尽可能地减少消耗,是其对现代社会的主动调适。

  (三)家庭资源的代际传递

  家庭的财富积累是为了实现家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家庭关系的和谐,并最终实现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因此家庭资源会以需求满足为原则在不同成员间进行分配。家庭内的资源分配主要是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父代将长期劳作所得的资源积累在子代结婚、生子、分家等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中转移给子代,为子代生活提供基础;二是在子代成年后,父代逐渐失去劳动能力,需要依靠子代的资源转移维持生活。

  传统社会中,父代对于子代的资源传递通常是一次性的,可直接以货币进行衡量的。这种资源转移最明显地体现在结婚仪式中,男方家庭会支付一定的彩礼,而女方家庭也会补贴相当的嫁妆,这直接成为子代建立新家庭的物质基础。这种资源转移方式至今仍被沿用,只是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变化。彩礼从被褥、衣服、家具等转变为房子、车子、现金,数额更大,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力度也更大。这些资源通常被转化为家庭城市化的第一步,即在城市购房。而城市化的第二步,即能够在城市安居并拥有较为体面的生活,这就依靠父代对于子代的另一种资源转移,主要指日常物资的输送和家务照料的帮助。这种资源转移是隐性的、难以用货币衡量的,呈现出长期且多次的特征,缓解了子代在城市生活的经济压力和劳动压力,为其提供了“过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可能。

  子代对于父代的资源转移是内嵌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之中的,受到儒家文化、社会舆论和内在价值指向等多重制约,也是“反馈模式”的中国家庭区别于“接力模式”的西方家庭[30]的主要特征。但在城市化行动中,家庭需要聚焦有限的资源以实现城市化目标,反哺式的代际转移因而日渐式微,代际团结更多地体现出功能性。子代在享受父代资源大量输送的情况下却减少了对父母的资源反馈,进而出现了代际关系的不平衡,甚至出现了孝道衰落和无公德的个人现象。

  就农民城市化行动而言,家庭内部的资源转移都是为了实现家庭资源的再整合,举全家之力完成城市化。这种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模式,是私人间的城乡互动,隐匿在外显层面的城乡差异背后,将农村的物产和劳动资源与城市的货币之间进行互换,以家庭内的代际互动填补城乡户籍的福利差额,助力于家庭的城市化目标实现。

  六、城市化基本单元:农民城市化行动的组织保障

  (一)制度与生活的谐变

  制度对于生活有着强塑造功能,而生活在制度面前也有着高韧性[30],两者并不是简单对立的,而是在行动者的参与过程中体现出互构谐变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城市化基本单元是宏大的现代性话语和微观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勾连要素,其基本样式是能够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多种家庭样态。家庭是生活实践的具体参与者与行动者,也是制度与生活互嵌的主要场域,因而这一单位是观察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切入点。

  在农民城市化的过程中,作为行动者的家庭面对强有力的正式制度,并非完全从经济效率出发,而更多的是从混合理性出发接受制度安排并有意识地转换、激发制度的潜功能,为己所用。如土地制度这一正式制度,是国家对于农民生活世界的强控制,且在其产生之时有着重要的经济考量和全局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和行动者的能动适应,正式制度在初始意图之外的计划外功能被逐渐挖掘和开发,被建构成为有利于行动者的保护屏障。游走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利用既有制度规定的双重身份为家庭和个人都增添了双重保险,通过这种权变性行为将正式制度作为工具,分担城市化的成本和风险。这些制度的潜功能因为顺应社会平稳转型的需要,被生活世界的行动者转换为保护型的制度前提,这是生活对制度进行主动合法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制度的强塑造功能下,家庭也通过生活调适,充分展现其韧性,调动家庭内的非正式资源填补正式制度所无法覆盖的部分,为家庭城市化提供助力。如福利制度这一既有的制度安排中,显性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两者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甚大,而国家和市场都不能成为填补这种落差的主体。此时,农民家庭为了实现从乡到城的转变,基于生活世界的逻辑理性做出选择,以家庭资源填补显性城乡结构间的福利落差,为家庭成员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福利支持,规避城市化风险。

  如此,我国农民进城的行动体现出明显的私人城乡关系对公共城乡关系的补充作用: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一体弥合了显性层面的城乡居住隔离,代际之间的资源支持填补了正式制度中的城乡福利落差,家庭内经济收入的工农兼具拓宽了家庭财产的来源渠道并加快了家庭资源的积累速度。家庭内私人生活间的城乡资源(包括实物层面和情感层面)流动的体量、频次、方向等方面都是家庭城市化行动中的重要部分,也是家庭作为生活世界的行动者对城市化这一情境做出的基于制度和生活的应对、结构与功能的调和。在我国农民城市化行动中展现出的制度功能转化和家庭韧性实践,既可以说是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也可以说是制度的生活化转型。因此,城市化基本单元这一分析视角中清晰地呈现出了制度与生活的谐变。

  (二)稳定城市化的组织保障

  与西方家庭在社会转型过程经历了明显“去家庭化”后“再家庭化”的路径不同,中国的家庭始终是农民行动的基本单元,在城市化情境下更是成为农民稳定城市化的组织保障,是历史脉络中“家庭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延展与演变。

  农民进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最终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而是为了通过城市化实现家庭的整体发展,在社会阶层、福利保障、生活质量等方面较之以前都能有所提高。在这种目标导向下,农民的城市化行动体现出如下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更偏好质量而非速度,农民的城市化行动可以放缓至两代人,甚至三代及以上,通过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家庭财产积累,最终由家庭中的年轻人享受家庭长期积累的结果;其次,更追求结果而非过程,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忍受家庭内长期两地分离的状态,父子分居、夫妻分居是农民进城的常态,依靠家庭内血缘和婚姻纽带及情感目标的一致实现家庭团结,最终实现城市化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而非个人才是农民城市化的行动单位,长期而非短期才是农民城市化的时间视域。因此,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是家庭,且是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都扩张的家庭,显著区别于发达国家在时间轴和空间轴上都紧缩的核心家庭。那么,这种扩大化的家庭何以可能维持,并且还能成为农民稳定城市化的组织保障?

  笔者以为,其答案就在于“家庭主义”在当代社会的再转化,这是家庭韧性的实践基础与内核源码。近年来大多数的学者都发现,个体主义话语的崛起、夫妻生活的成功等都没有对中国的“家庭主义”造成根本性的冲击,只是改变了其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即使是基于个体化理论视角出发的学者也承认中国社会转型中家庭主义仍然存在[31]。“家庭主义”是指将家庭整体作为理性计算单位,强调一切以家庭利益为重,个体以家庭的整体存在为前提、以家庭的整体发展为优先[32]。以代际支持为例,在城市化进程中,父母对于子女的无限付出并不应单纯地理解为“代际剥削”,更是立足于家庭整体性视角做出的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取向且具有强烈的类宗教意义的行动选择,“下一代过得更好”是父代生命意义的归属与家庭发展的最终目标。而对于第二代来说,其也并不只是家庭资源的被动接受者,还必须以家庭整体发展为行动准则,在结婚、生子、求职等各方面满足家庭父辈的期待,并更多地为第三代进行人力资本投入,以期下一代更好的发展。这个过程中,代际之间形成了功能和情感并重的团结基础,空间分离的距离感因为目标明确和情感一致而淡化。由此可以看出,“家庭主义”以价值凝聚而非空间凝聚成为当下扩大家庭的团结基础,进而形塑出转型期的家庭秩序。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呈现出在空间和时间上双重扩张的样态,以“家族主义”为价值基石,为农民的城市化行动赋予意义,进而形塑家庭秩序,是农民城市化可依靠的行动单位,并因其韧性和灵活性成为农民稳定城市化的组织保障。

  七、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试图回应的问题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的行动单位选择”问题,提出了“城市化基本单元”这一分析概念。在对不同区域的城市化基本单元进行比较后提炼出影响因素,并将之用于分析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从制度与生活两方面探讨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的形成机制及其意义。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是农民家庭作为行动主体在制度和生活之间能动建构的结果,呈现出空间和时间双重扩张的主要特征,以新时代的家庭主义为基础形成家庭秩序,成为农民稳定城市化的组织保障。

  不同的“制度—生活”结构催生出不同的城市化基本单元,只有能够有效助力于农民城市化目标完成的才能称之为合适的城市化基本单元。相较于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仍处于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农民城市化行动依然需要家庭的托举方可稳定有序地实现;相较于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民城市化行动凭借私人间的城乡关系而更能体现出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由此,时间和空间双重扩张的城市化基本单元是我国农民城市化行动中有效的组织保障,千万个中国式城市化基本单元的相加就形成了当下农民城市化行动的整体趋势。这种城市化基本单元具有极大的韧性和灵活性,既能保障我国城市化目标的有序实现,又极大地降低了我国城市化实现过程中的政治和社会风险,还为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国近年来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和深度城市化阶段,乡土中国也逐渐转向城乡中国,在如此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城市化目标?显性层面的、宏观的城乡关系与二元结构通常是研究我国城市化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学术积累,但是隐形层面的、私人间的城乡关系一直未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化因为体量大、速度快、任务重,如何稳妥有序地推进城市化是我国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考验,这不仅需要从制度结构方面入手,更需要从行动者视角出发,真正凸显“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农民家庭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其家庭生活自然应是研究农民城市化行动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讨论其如何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脱嵌下通过理性决策与合理安排实现家庭整体的城市化目标,又具体采取何种方式、依托于何种组织开展城市化行动,这些都是“农民如何进城”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实际行动者的行为,才能采取合理稳健的城市化路径,并进行有的放矢的制度建设。“城市化基本单元”的提出即是对此的一种尝试,通过农民城市化行动的单位选择问题的研究,辨明中外城市化的不同组织基础,理解家庭在当下转型社会中的意义,将之重新纳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考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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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朱灵艳 曹锦清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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