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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阅读: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2020年03月16日 10:54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9年第3期 作者:孙玮 褚传弘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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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中国大陆近年来涌现出城市公共阅读的文化现象。这种公共阅读的文化实践,在当前的中国城市场景中,实现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交织着建筑、街道、空间、地理、信息、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等城市实体与象征的多重网络系统,正在创造新型的社会交往关系与公共生活价值。新媒体时代的“移动阅读”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文化实践,实现了从私人默读到公共朗读、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的两个转变。

  关 键 词:移动阅读/新媒体/城市空间/公共文化/身体实践

   作者简介: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褚传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重点基金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城市传播研究”(15AXW007)

 

  移动网络时代人类如何阅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阅读的历史。人类曾经创造过多种多样的阅读方式,如朗读和默读、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等,每一种阅读方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比如,在城市公共空间聚众阅读,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公共阅读的方式多种多样,古希腊时代雅典市集上的苏格拉底当众宣讲自己的思想,是公共朗读的典范。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在十九世纪巴黎的林荫大道上阅读,“报摊就是他的图书馆”①。1768年冬季的巴黎,卢梭在一系列集会上朗读当时被法国王室禁止出版的《忏悔录》,听众们感动得泪流满面。②现代城市场景中的阅读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生有着紧密的历史文化关联。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早期城市生活中的文学阅读,建构了文学公共领域,成为政治公共领域的一个前提条件,沙龙、咖啡馆的公共阅读,更是直接构成了现代性早期的公共领域。③阅读对于城市的意义异常丰富,它是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构成了城市文化不可缺失的一个部分。遍布城市空间的图书馆、书店、书报亭,是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缺少阅读场所的空间,就很难称其为城市。人类历史上,阅读经历过数次历史性的转折,最近一次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电子媒体对印刷文化的冲击,纸质书籍阅读出现下滑趋势。二十一世纪移动终端的普及,更是引发了关于阅读危机的世界性议题。在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我们如何阅读?在移动传播非常普及的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更加突出而急迫了,甚至从“如何阅读”转变为“是否还在阅读”。

  阅读依赖文本,文本必有介质,不同的媒介塑造了迥异的阅读状态。纵观人类历史,阅读方式的每一次演变,都和文本介质直接相关,也就是和技术的变迁有关,而且每一种新技术创造的新介质,都会进一步催生新型的社会交往活动乃至改变社会权力关系,印刷术与宗教改革就是典型的历史个案。因此,阅读既是社会变迁的映射,也是建构社会关系的强大力量。我们不禁要问,当读书慢慢地演变成刷手机,人与城市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股城市公共阅读的风潮,图书馆、书店、作家协会、大众媒介以及各类民间组织等社会文化机构,采用“读书会”的形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体融合的方式搭建公共平台,吸引各个社会阶层的市民参与公共阅读。这种类型的城市读书会大致具有如下特征:专业人士的主讲导读与普通市民的广泛参与相结合;聚合在城市空间相对固定的地点,这些地点有可能是城市地标性场所;有时采用可移动小型建筑(朗读亭、微型书店),在城市不同空间展开活动;大量使用新媒体作为组织、运作方式,与大众媒介形成勾连,线上与线下紧密融合;以阅读为主扩展至其他相关类型的文化活动;基本采取非盈利方式,以公益免费为主要形式。基于这一城市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从地理媒介、制图理论、具身实践、移动性理论等视角出发,结合阅读史研究,依据思南读书会、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央视朗读亭在上海等城市阅读实践的代表性个案,探讨移动网络时代新传播技术如何创造新型阅读方式,以及以这种新型阅读为基础的公共文化实践,如何在中国城市场景中建构新型社会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这种阅读文化实践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新媒体时代人们开始远离阅读了吗?可以肯定的是,阅读并非一个亘古不变的概念,当阅读的文本介质发生变化时,阅读方式与状态也必然发生改变。阅读史研究者断言:“无数的变革造就了阅读史。……电子阅读本身,将以其丰富多彩的活动最终定义‘读’这一概念。”④类似刷手机这类新型阅读形式对传统阅读的挑战,人类阅读史上已经遭遇多次。阅读并没有因发生转折而消失,只是转换了方式,因此我们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和理解阅读。本文尝试以“移动阅读”来描述并概括当前新型阅读的基本状态。所谓“移动”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基于移动终端的电子阅读,是在虚拟文本与实体空间之间来回穿梭。比如,“阅读城市”作为一个常用语,一方面意味着在文字、影像中想象性地认识城市;另一方面,也比喻性地指在城市中行走,通过身体感官接触城市。移动网络时代,阅读不再仅仅意味着在一个固定地点阅读虚拟世界的文本信息,而正在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身体实践。其二,是指阅读在多重文本中不断穿梭,电子阅读是一个整合性的符号拼贴、解读的过程。印刷时代的阅读文本基本上指文字信息。麦肯锡提出革命性的文本社会学,特别关注文本传播中的技术和社会过程,他主张重新定义阅读的文本,“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嘴里说的,甚至数数本身,都是文本”。“新的读者创造新的文本,新的意义是文本的新形式发挥作用的结果。”⑤刷手机这种新型阅读可以理解为在各种文本中不断移动的动态过程。本文重点考察借由地理媒介等新媒体支撑的“移动阅读”,如何实现从私人默读到公共朗读、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的两个转变。这种城市公共阅读实践,实现了城市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交织着建筑、街道、空间、地理、信息、历史、文化、集体记忆等多重城市象征网络系统,创造了新型社会交往关系与公共价值。

  从私人默读到公共朗读

  2018年5月13日母亲节,央视朗读亭来到上海思南公馆露天博物馆,一整天里有六十多位读者在此朗读。据工作人员介绍,大部分人读的是一些诗歌或名篇,“点击量”最高的三首诗分别是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木心的《从前慢》。也有一些读者是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而来,读家书、家信,或是母亲节给母亲写的话,还有读者给逝去的母亲朗读,读着读着落下泪来,观者也为之动容。朗读亭只是当前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公共阅读实践的一种类型。以上海为例,思南读书会、陆家嘴读书会、学习读书会、上海·故事读书会、上观读书会、海上博雅讲坛等公共阅读正在城市的各种空间中涌现。对于当代中国市民来说,公共阅读似乎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体验。长久以来,除了在学校、单位这种特殊场合的特殊安排,阅读一直是局限于私人领域里的活动,人们缺乏集体阅读的经验,尤其是陌生人聚合的阅读。当前公共阅读的兴起,在中国的城市发展中有着独特的意义。研究者认为,“所有的阅读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出现的,并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都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在朗读和默读、群体阅读和个体阅读、公共阅读和私密阅读这三组对应中,通常认为,朗读一直和群体阅读、公共阅读联系在一起,而默读则跟个体阅读、私密阅读紧密相关”⑥。每一种阅读模式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在特定时期创造着独特的社会文明。比如,有阅读史家认为,“在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默读是知人论世、各抒己见的前提条件。只阅读一端,就足以挣脱社群的纽带,消解人人恪守的传统价值观”⑦。私人默读与公共朗读各有其社会功用,相辅相成。

  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从大声朗读到默读行为的发展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转变。⑧据阅读史学家曼古埃尔的研究,在公元5世纪及以前,正常的阅读方式是大声朗读,私自地默读会被认为是一种奇异的行为。随着字母逐渐分离成词与句,以及标点符号、大写字母的出现,在公元10世纪以后,默读这种方式才在西方国家中普及开来。⑨默读的出现,意味着阅读成为一种更加私人化的活动,阅读知识成为一种“私人知识”,正如曼古埃尔所言,“大声朗读意味着与他人分享阅读,而默读则是一项单独的行动……由于靠着封面的保护得以免受外来者随意拿取,(书籍)变成了读者自己的所有物、读者的私人知识,不管是在热闹的缮写房、市场还是家中”⑩。虽然默读在欧洲中世纪以后成为阅读实践的主要方式,但高声朗读并未完全消失。夏蒂埃认为高声朗读具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第一是将文本传达给不识字的人,第二是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11)曼古埃尔也认为高声朗读在欧洲阅读史中始终很重要,比如在中世纪的世俗世界,朗读就是重要的城市日常生活,而且方式很多。(12)“在十六与十七世纪,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非文学文本,其预设的阅读方式基本上还是将文本读出声来,读者即文本的聆听者。”(13)据此,当众朗读是当时欧洲城市比较普遍的一种阅读实践,并且成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在城市公共空间中聚集、交往、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活动。

  公共阅读在移动网络时代的中国城市复苏,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最为明显的是,阅读的文本远远不限于纸质的书籍、报刊或者书写的文字。电子阅读正在成为广大读者的主要阅读方式。2018年5月18日思南公馆的央视朗读亭现场,有阅读者拿着Kindle设备准备朗读时,摄像师递给她一个文件夹,说要“伪装”一下,避免“穿帮”。意思是拍摄时必须表现出在阅读纸质读物,不能是Kindle或手机等电子设备,囚为主办方的意图是推动纸质书阅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尽管朗读亭拍摄的影像是要拿到电视上播出的,也就是必须通过电子媒介的传播才能为大量观众所见,但这个电视节目的宗旨却是倡导阅读纸质作品而非电子媒介。或许这个悖论正说明了当前电子阅读对纸质阅读形成的冲击。事实上,电子媒介正在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今天的公共朗读中。比如,电子媒介的文本信息具有多样性,很多读书会常常依托多样化的电子文本,如“全息文本、动画文本、超文本、互动文本”等文本形态(14),并且采用微信公众号或者手机APP的方式作为读书会平台。阅读文本形式的变化,特别是电子阅读文本、电子阅读平台的渗透,使得当前的公共朗读与历史上的公共朗读相比,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这绝不仅仅是阅读形式的变化,而是公共阅读场域、范围的改变,电子文本与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多重实体与虚拟的关系网络,极大地拓展公共阅读所涉及的交往范围以及社会关系网络。

  麦夸尔认为,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是地理媒介,具有四个特征,即无处不在、位置敏感、实时反馈和多元融合。(15)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媒介不再仅仅限于虚拟世界的传播,它与位置、地点产生了关系,由此勾连到了城市地理与公共空间。地理媒介支撑的公共朗读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阅读方式,它的公共性不仅限于线下实体空间的集体活动,还包括线上的共同阅读与广泛交流。这创造了与私人默读及传统公共朗读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建构了新型的城市公共生活。

  其一,公共朗读建构了作者、读者、文本之间的新型关系。“接受美学”理论代表人物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伊瑟尔认为,文学阅读的本质是“不对称性”,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非常不同。这种“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阅读中没有面对面的场景,文本无法调整自身,读者也无法验证自己的感受;读者阅读文本时,不像两个人在面对面交谈时存在意向和情境,缺乏相互理解的参照背景。(16)这种不对称性,在大众媒介之前的时代普遍存在。大众媒介时代这种不对称性发生了变化,作者的形象及思想可以出现在媒介的虚拟世界中,但不对称性仍然存在而且非常显著,因为大众媒介提供的交流,是受者以缺席在场的方式进行的,缺乏传者与受者处在同一场景中的即时互动。移动网络时代的公共朗读,创造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同于大众媒介时代的崭新关系。许多读书会举办的公共朗读活动,由作家本人朗读作品并现场与读者交流。这与卢梭时代公共朗读也有不同,现场的交流是与线上交流杂糅在一起的,线下和线上的交流可以同步进行,比如读书会现场的影像可以及时上传至网络,激发场外读者的阅读与反馈,场外观看者的想法也可通过网络传达到现场,形成作者与读者在线上、线下多重网络中的交流,突破了实体空间的限制。这种杂糅的交流,也不仅限于公共朗读活动发生的时间段。一次线下的公共朗读,可以在事前和事后,经过新媒体传播多次发酵,形成持续性的活动,并且与其他类似活动形成勾连,大大地延展其时间性。这种公共朗读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改变,塑造了新型的作者、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其二,公共朗读建构了读者间的新型关系。夏蒂埃认为,朗读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巩固大大小小聚会的人际关系——家中成员的亲密,上流社会的亲密以及文人之间的默契”(17)。这就是社会交往的功能。这种功能在当前的新型读书会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以思南读书会为例,围绕着每周六一次的读书会,其读者群形成了一个开放而稳定的社交网络。这些核心读者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思南一家人”,他们不仅仅是读书会的听众,更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们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摄影、速录、评论,自发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每一期读书会的内容,通过新媒体与公众分享。对于很多读者而言,参加思南读书会除了开阔视野以提升文学素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人与人的交往与社会关系。思南读书会读者群里一位标志性人物,84岁高龄的老翻译家马振骋,常常在周六下午一点出门,搭乘公交车参加读书会,一直坚持了四年。专业的文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参加读书会及其读者群呢?他回答说:“一个人的阅读量是有限的,哪怕他从事文学行当,读的书对知识的海洋来说,还是很少的。所以我觉得读书会的形式很好,在这里都是有相同兴趣的人,人与人的交往亲切而美好。”(18)对于他而言,读书会不仅仅是促进阅读,更形成了新的交往方式。读者群的人员不仅仅是文学工作者,也包括很多普通市民。2014年度思南读书会荣誉读者许树建,就是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普通工人。他在2014年3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偶然路过思南文学之家,“‘撞进’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诗集朗诵会,他听不太懂,但被吸引了”。那一年,他总共参加了34场思南读书会。(19)读书会对于许树建而言,不仅培养了业余爱好,更是退休后社会生活交往圈的全新拓展。“每个周六,许多老读者如老友一样相聚在这里,因为阅读,他们拥有了一种连接世界的别样方式。”(20)像很多读书会一样,思南读书会的运作与日常活动都依托微信公众号与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这些新传播技术不仅是组织手段,更是读书会的一种延伸,是读书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通过新媒体传播,读书会将公共朗读的交流拓展到虚拟空间,以此渗透进市民的日常生活。

  当前的城市公共朗读回应了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隔绝状态、公共生活的单调乃至缺乏。空间及社会的隔绝是具有普遍性的城市病。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揭示了这个问题。“尽管曼彻斯特整个城市缺乏规划,但社会阶级在空间中的排列却是有序的,表现为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区域被相对规则地隔离开了。这种隔离既是空间的,也是社会的。”(21)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别,所谓上只角与下只角、浦西与浦东、内环与外环等,都显示了这座城市曾经以及当前的社会区隔状况。正如汤普森针对城市隔绝状况所说,“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如何生活”(22)。不同区域及社会层级的区隔状态,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后果,也可能成为激化城市矛盾的社会问题。新媒体支撑的公共朗读,用嵌入日常生活的阅读,创造了陌生人的相遇,这种相遇跨越了社会阶层的隔阂与物理空间的距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有大大小小的读书组织3万多个,每个周末在上海举办的“读书会”“阅读沙龙”,常有10到20多场,遍布多个区县。(23)可以想见,这构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纵横交错的交往网络。被编织进阅读网络的市民,或是进入社区、企业、单位等半熟人的新群体中,或是获得与同城不同阶层、区域的陌生人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总之,由此迈进了电子阅读构筑的地理网络、信息网络、交往网络、意义网络之中,生发出与城市、空间、熟人、陌生人的新型关系。这种可能超越阶层、地域区隔的相遇和连接,创造了一种自由、松散的文化社群感,为当前中国城市的公共生活增添了新鲜活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移动阅读,是一个从私人到公共再反馈回私人的循环往复之过程。

  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

  “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智力活动,它还涉及运用身体的活动,在具体空间中建立与自身、与他人的关系。”(24)阅读史研究者夏蒂埃的这个论断和常识差异较大。基于默读经验的一般性理解,阅读就是一种抽象的智力活动,与身体关系不大。正像基特勒所说,默读“毫不费力地摄入文字,不再需要口腔器官的参与。信息都是文字,因为只有文字真实存在,可以发表。身体本身已经变成了象征阵营的一分子”(25)。网络时代的阅读,不但如夏蒂埃所说涉及身体的活动,在具体空间中建立众多关系,而且更进一步变成一种身体实践。具身实践的阅读正在当前中国城市生活中持续性地发生。

  2017年“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正是这种实践的代表性个案。上海国际文学周邀请十九位知名作家在上海十个重要的文学地标进行文学作品的朗读活动,腾讯视频进行了长达10个小时的同步直播。(26)朗读地点涵盖上海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标,包括上海市展览中心、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艺出版社、思南文学之家、巴金故居、鲁迅故居、鲁迅公园、柯灵故居、茅盾故居和左联纪念馆。主办方对此次活动意义的阐述是:“希望通过二十位作家在十个具有文学意义的地点朗诵经典,向经典致敬。”这次直播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掀起了观看热潮,数据显示,总计有9.2万观众在线收看了此次直播。众多网友表示,全天守候在屏幕旁“跟随作家一起行走上海的文学地理”,“享用了一场文学的盛宴”。原计划直播在19点就结束,但应网民要求,主办方临时决定将直播延续到了晚上在北外滩举行的“诗歌之夜”朗读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间近22点。

  “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移动阅读,通过朗读者的身体实践,文学朗读与城市地理产生了关联。人们在用眼睛阅读文本的同时,用身体体验阅读了城市。文学朗读为何要以“地图”命名?表面的理解是在上海重要的文学地标阅读,因此涉及地点元素。进一步分析,“地图”是地理空间的隐喻,使用“地图”这个概念,意味着这些地标串联在一起就是上海文学的空间地景。很明显,这里的“地图”不是常识中的纸质地图,它不是以印刷媒介的方式,而是十九位作家朗读者通过身体的移动轨迹绘制的。在后表征主义制图理论看来,以象征符号标注的、充斥着线条和图例的纸质地图,不过是众多地图形态的一种。地图可以由多种方式绘制,比如心理认知的想象、身体移动的轨迹等。地图作为一种实践方式,不仅是二维平面的符号、线条与图形,还是勾连人(身体)、空间、地点的交往行动。在当前移动网络、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兴起的背景下,电子制图术日新月异,呈现了纷繁复杂的多种应用场景。动态移动轨迹、线上线下穿梭、多重网络交织,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地图的崭新特征。身体实践成为绘制地图的重要方式。

  将人的身体移动与地图绘制相交织,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在欧洲制图术的历史上,通过记录人的身体行走路线来绘制地图的方法,曾经盛行一时。米歇尔·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分析欧洲古代的地图绘制认为,最早的中世纪地图一直与教徒朝圣的行程相关联,表现为这些地图都是直线走向的“旅行路线图”,旁边还常常夹杂着所经路段的各种评注,有时还会用小时和天数来标注距离。而且,地图边上还常常有一些具有叙事和描述功能的图像,比如大海上的帆船意味着某一次发现该地海岸线的航行故事。塞托说:“每一张这样的地图都是一个记录人们行动的备忘录,其中占据主导位置的,是所要进行的行程。”(27)十五至十七世纪,这种“身体的制图术”,由于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影响,开始发生转变,“地图抹去了路线……对行程的描述消失了”(28)。地图也就从此成为了“万古不变”的抽象地理知识的表征。如塞托所说,现代制图理性的目的是“展示地理知识成果”,因此是清晰的,具有普遍性与霸权性。与之相反,以行走步法来标记的空间叙述是杂乱无章的。相较于展示现代制图理性的前者,塞托更偏爱后者的杂乱、无序和暧昧。(29)塞托的行走绘制地图理论和本雅明的城市游荡说颇为一致。他们都突出以身体实践的感性方式体验城市,直接以身体感知建筑、街道、广场、人群这些城市元素。本雅明在谈及他的巴黎研究时说:“我们这项研究旨在表明,作为文明物化表现的一个结果,19世纪的新行为方式和基于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创造物是如何参与了一种幻境世界。我们对这些创造物的‘阐明’不仅以理论的方式,即通过意识形态的转换进行,而且通过它们可感知的存在来直接展开。”(30)本雅明、巴特、塞托等倡导以闲逛、行走、观看等“一种以身体为中心并注重个体在接收和阐释文本——包括那些城市文本——时的感官快乐的方法”,其城市研究方法与重视社会结构及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形成鲜明参照。(31)这种强调感性、动态、体验的文化研究方法,力图伸张城市居民在城市中的主体性,它关注如何通过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实现他们使用、占有城市空间的权利。

  “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中的地图,摈弃了现代地图以精确的地理坐标和图例来表征空间的投影式方式,而是采用接近欧洲古老的“行程备忘录”的制图术。深红色曲线、圆圈形节点、直播时间等符号标注着行走的路线、地点、方向和距离,而散布在地图中的一张张朗读者头像、城市地标照片,就像是中世纪地图上具有叙事功能的图案,讲述着人在特定地点发生的故事。这是一幅用身体行走、声音朗读描绘而成的动态空间地图。在整场活动中,朗读者在某一指定地点朗读,但大部分时候处于移动状态中,边走边交谈,勾连经过的文人故居、街道店铺、生态景观等地理空间元素,叙述文学、城市与这些空间元素的关联,身体移动的知觉经验通过移动摄像头的捕捉实时地传送给观众,让观众也能够同步获得身临其境的空间体验。

  这种新技术支撑的身体实践的阅读方式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其一,阅读视点的流动性。比如朗读地图中的第三个地点是位于绍兴路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直播开始时,朗读者作家走走从著名的汉源书店开始,如数家珍地向另两位同行的作家介绍这条路上的空间景观,如卢湾区图书馆、《故事会》编辑部、文艺出版社、绍兴公园等。未经剪辑的长镜头将地理空间的丰富性展现在观众面前,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及其斑驳树影,街道上连绵的蝉声,还有沿街弄堂、咖啡馆、法式建筑等,因为视点移动,都在不经意间构成了观者整体的城市感觉。

  其二,阅读界面的丰富性。文学文本、地理空间、电子媒介构成了阅读的三重界面。直播日下午金字澄在鲁迅公园朗读鲁迅的作品时,有读者在线上提问:“金老师早上在自己的办公室读鲁迅,下午在鲁迅公园读鲁迅,在这两个不同的空间,感觉有没有不一样?”金宇澄答:“感觉完全不一样。鲁迅在这附近住了十年,这里的环境和气场不一样。包括刚刚我们读的是原版翻印的繁体字直排版本。这些都让我对鲁迅有一种亲切感、崇敬感和一种‘粉丝’的感觉。”朗读者在特定地点阅读文本,将时间、空间与抽象的文本信息通过身体实践融合在一起。新媒体介入其中的公共朗读,朗读者处在一种“媒介拟态环境”中,其言语表达、身体动作、心理状态、“表演”方式都呈现出自觉或不自觉的镜头感。观看直播的读者更是穿梭在三重界面的交织与融合中。这三重界面形成了意义非常丰富的复合型阅读文本。

  其三,大众广泛、多样化的参与性。大众参与此次活动的方式丰富多彩,实体空间中朗读者的行走及朗读,吸引了大量围观者,他们有的是事先获知消息跟随前往,有的则是碰巧遇到而观望、随行。当然,更有大量读者是通过电子媒介的观看而参与的。媒介界面的存在,将现场实况、即时观众数量统计、不断刷新的弹幕评论、观众向现场朗读者的提问等融合在一起,使得原本只是在线下实体空间发生的小型阅读活动,转变成一场在虚拟空间中覆盖数万人、遍及全世界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将阅读与城市空间、身体实践、大众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上海文学地图朗读接龙”绝非个案,它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一种公共阅读新趋势的典型呈现。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实体书店的转型。在电子阅读以及网络销售的冲击下,实体书店一度面临生存危机。如今新业态实体书店已经涌现,它们不仅仅是纸质书籍交易的地点,而且正在转变为以阅读为中心的开展各种城市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2018年5月,上海市首个新业态书店联盟宣告成立,15家实体书店试图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彼此间形成一张紧密的网络,打造一个没有边际的城市公共大书房”(32),这个网络,既是遍布城市各个区域的地理之网,也是大众资源共享、讨论交流的信息之网。诸如央视朗读亭、思南书局快闪店等,都是尝试通过移动的实体书店与城市场所产生关联,展开多重城市阅读文化实践,通过广义的阅读活动,将人与地点、空间、建筑、街道、社区相连接,从而勾连人与人及人与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多重关系。

  我们将网络时代的阅读称为移动阅读,它究竟移动了什么?这种新型阅读创造了哪些城市公共价值?延森在讨论媒介融合时说,手机被称为移动电话,移动的是时间、空间和语境。(33)很显然,移动网络、移动终端等传播技术,涉及的不仅是简单的位置移动,它可能激发社会、文化状况的复杂变化。从移动性理论出发,文化地理学者Tim Cresswell认为,“移动性是充满意义的移动,是获取意义和意蕴的方式,并且是经由‘移动性的生产’完成的”(34)。移动性可以改变人的实践方式:“移动性的意义可以塑造社会关系,它们可能改变我们思考它们并施展行动的方式。”(35)新传播技术造就的移动性,与特定时空的社会文化结合,新的意义和价值就被创造出来。

  移动阅读实现了阅读意义的改变,从私人向公共的移动,将阅读从私人场域移动到公共空间,创造了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新型的社群连接方式;从虚拟文本向身体实践的移动,以具身实践的阅读建立了大众与城市相遇的新型方式。这种连接与实践的方式,不同于传统社会基于面对面实体空间交往的状态,移动网络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融合在一起。当我们谈及阅读时,同时意味着读书与刷手机;当我们说到城市空间时,意味着实体与虚拟的双重空间。由此,移动阅读改变了阅读与城市的涵义。

  首先,阅读的概念改变了。其一,阅读的文本不再限于印刷物,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电子终端上阅读,特别是手机这样的移动终端。阅读的文本越来越趋于多样,包括文字文本、动画文本、互动文本、超文本等。文本彼此间也呈现出高度融合的状态,印刷时代的文字文本以各种样式,嵌入在多种类型的文本中。如此,各种文本以多种链接方式形成了复杂的文本网络,多重文本间的移动也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变的互文性。反观当前认为电子媒介接触与文字阅读水火不相容的看法,可以发现,这不仅不符合现实状况,而且妨碍了对于新型阅读的认识与理解。一味将电子媒介使用与印刷物阅读对立起来,非但不能促进阅读,甚至将阻碍电子阅读的良性发展。人们在使用电子媒介如刷手机时,阅读文字及图像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其二,阅读的内容也不再限于文学文本。手机的“短信”和微信的“文件”,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手机短信、网络聊天的阅读,“在无声文本和有声对话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梁,……使阅读交流的优势地位日益加强”(36)。阅读的互动性大大增强了,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作者、读者与文本间形成了动态互动的新型状态。其三,阅读也不再仅限于单一的感觉器官比如视觉的活动,而是成为整体性的身体参与。电子阅读要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器官,甚至身体处在移动状态中进行阅读,因此催生了崭新的阅读方式与信息处理方式。其四,电子公共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塞托所言的读者相对于作者的弱者地位。“作者们是专属领地的奠基人,昔日耕者在语言沃土上的继承者,他是掘井人,建房人。而读者绝非写者,他们只是一群游客,往来于他人的专属领地,游猎于他人的字里行间,劫得埃及古宝便偷乐之。写,是一个积累、储存的过程;通过建立自己的领地,与时间对抗;通过复制进行扩张,让自己的产出倍增。读,面对时间的侵蚀,无以自保(忘掉自己亦忘却所读);偶有所得,亦不知存之或胡乱存之,过一处丢一处,反复上演失落的天堂。”(37)电子阅读使读的过程及心得、体验,也同样可以被记录分享,“读”渗透到了“写”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创造与生产,读者不但以此夺回自己的领地,而且使“写”与“读”的边界模糊,激发出新型的读写模式。

  其次,对城市的理解改变了。概而言之,理解城市的路径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是实体的、物理的、具象的城市,它由建筑、街道、公园、广场等空间和地理元素构成,人类可以用肉身的各个器官加以感知。其二是想象的、虚拟的、抽象的城市,它由文字、图片、影像甚至是虚拟现实技术建构起来。移动网络的出现,使得这两个层面的城市出现了融合的状态。以往,当我们谈及城市空间时,可能指向实体空间或虚拟空间,现在则更多的是这两个层面融合在一起的复合空间。借助于移动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人类越来越频繁地穿梭于这两个空间,以至于其边界开始模糊,杂糅在一起。城市空间的涵义扩大之后,它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也改变了。城市公共空间从实体转向实体与虚拟杂糅的复合空间时,它对于城市的价值也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复合空间可以将更多类型的空间、时间、语境加以多样化的组合拼贴,从而创造出更加多元化的场景,激发更多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

  移动阅读关涉的所有移动,都是以阅读主体的移动为首要前提的。移动网络时代的阅读主体,不再是本雅明时代的都市漫游者,而是可以随时随地将阅读与刷手机互相嵌入、在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任意穿梭的智能身体——赛博人。(38)当前中国大众的城市公共阅读实践,是智能身体在场的城市文化仪式。这种实践为大众在实体与虚拟的复合空间中进行公共阅读、公共观看、公共倾听、公共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具身实践的公共阅读,通过建构城市新型共同体,承载城市集体记忆,创造了新型城市交往活动与社会关系,展示了一种城市公共生活的新状态。

  当然,任何一种技术都只是提供了转换意义的可能性,它必须在与社会结合后,才能催化出新型的社会形态。恐怕没有人会怀疑阅读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但是一个时代究竟怎样阅读,却充满了不确定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由此呈现出特定时空的鲜明特征,阅读的方式及意义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本文所描述的移动阅读,是基于移动网络出现后大众城市公共阅读实践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形态与价值尚未充分显露。正如桑内特所言,在公共空间中的交往技能并非天生就会,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习得”的。(39)这也正是移动阅读对于当前中国城市生活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为中国城市市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交往及公共生活的实践机会,在这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新型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感觉得以建立。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窥见新媒体时代中国式城市公共生活的一种新型状态。

  注释:

  ①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5页。

  ②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贺莺、杨晓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46页。

  ③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钰、刘北城、宋伟杰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④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第286、299页。

  ⑤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76、78页。

  ⑥⑦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第146页,第6页

  ⑧(11)(13)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昊泓缈、张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9页,第92页,第92页。

  ⑨(10)(12)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3页,第61页,第142页。

  (14)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第299页。

  (15)Scott McQuire,Geomedta: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Cambridge:Polity Press,2016,p.2.

  (16)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七卷,《二十世纪美学(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14-315页。

  (17)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第92页。

  (18)(19)(20)《海上思南》2018年春季号,上海:海上思南编辑部,2018年,第17页,第16,第17页。

  (21)邵莹:《恩格斯视野中的近代英国城市》,张卫良主编:《“城市的世界”:现代城市及其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22)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70页。

  (23)徐颖:《遍地开花的读书会,成为沪上文化名牌》,http://www.chinawriter.com.cn/nl/2018/0421/c403992-29941133.html,2018年4月21日。

  (24)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第92页。

  (25)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邢春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

  (26)主办方原计划邀请20位作家参与朗读,但活动当天有一位作家未能到场。

  (27)(28)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

  (29)练玉春:《城市实践:俯瞰还是行走》,孙逊、杨剑龙:《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77页。

  (30)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31)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李东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5、89页。

  (32)《海上思南》2018年春季号,第42-43页。

  (33)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2-113页

  (34)(35)彼得·艾迪:《移动》,王志弘、徐苔玲译,台北:群学出版公司,2013年,第47页,第52页。

  (36)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第296页。

  (37)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第87页;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第267-268页。

  (38)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39)Scott McQuire,Geomedia:Networked Cities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Space,p.29;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作者简介

姓名:孙玮 褚传弘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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