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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修复与“城市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视野
2020年03月12日 10:50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作者:车玉玲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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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却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空间修复”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现实根源,指出城市化是当代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在当代城市社会已经取代了以往工业社会的决定地位,城市空间是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途径。这一理论也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的,不过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并且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本化空间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因此,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抗争将成为未来革命的焦点,即“城市权利”。然而,无论“城市病”还是空间修复本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都注定了,掠夺性的空间实践将引起城市的反叛与异化。如果说“城市病”了,必须反思使其致病的文明病根,我们认为,到一定程度之时,以新的文明理念为指导构建的城市将替代今天的城市样态。从根本上看,对于“城市病”的批判应该是对于现代性文明形态及其未来可能新文明形态的反思。

  关 键 词:“城市病”/空间修复/城市权利/新文明

   作者简介:车玉玲(1970- ),女,黑龙江双城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哲学系/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研究。江苏 苏州 215006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空间与资本:对《资本论》的当代解读”(项目编号:12BZX001)的阶段性成果。

 

  从起源上看,城市是人类的产物与创造。与自然的先在性不同,城市从无到有,是人类文明进展的结果。反之,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的文明真有终结之日,则城市也必然将从繁华走向消失,重归自然的宁静。可以说,城市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与人自身的发展史,有什么样的文明与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纵观城市发展的历史,芒福德先生在《城市文化》一书中把其划分为从原始都市、城邦、大都市、超大都市、暴虐城市和废墟都市六个阶段,这里不仅包含着他对城市史的划分、而且也包括了他对于未来城市发展前景的预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从城邑、城邦与都市的差别方面分析了城市发展史。不过,无论思想家们从何视角剖析“城市发展史”,他们都以“大都市”、“超大都市”来称谓当代的城市。那么,城市从一个最初小小的“神灵的居所”(芒福德语)发展到今天的超大都市,是以何轨迹进行的呢?思想家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并不只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回首初衷并反观当代城市,他们发出这样强烈的疑问:“谁的城市?谁的文化?”

  实际上,当思想家们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就意味着对于当代城市发展方向的反思,以史鉴今“警告人们城市生活前进方向不正确”[1]序9。自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问题开始成为思想家们关注热点之一,这和城镇化的急速发展及其“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有直接相关。1952年,伦敦“光雾霾”污染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与对于“城市病”的关注。按照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观点,“城市病”是现代性问题的外化体现,这当然无可争议。不过,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卡斯特、索贾等思想家却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与“空间生产”这一视角分析了“城市病”产生的根源。实际上,这一理论依旧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并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视角。我们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城市病”之根源的探讨,与以芒福德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城市学家的视域并不违背,他们也是在现代性的视域下展开,不过更具有批判性与针对性,并使人们对于未来城市的预测与建构更具有了现实性与可能。

  一、城市空间:当代资本主义自我修复的主要途径

  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相反,对于城市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却普遍出现得很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阶段,城市问题突显出来。面对当时的城市问题,以霍华德、芒福德、格迪斯等人为代表的“人文城市学派”及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派”都从人文生态学的视角研究城市的空间与历史,探讨“城市病”出现的原因。概言之,他们把“城市病”归结为现代性推进的结果。不过,在20世纪后半叶,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由尖锐进入平和,城市问题在全球范围漫延与展开之际,仅用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来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现状与城市问题,显然并不足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社会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同时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对于空间理论与城市问题的专门研究,有些文献中把这一思潮称为“城市政治经济学”或者“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主要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等人为主要代表。法国社会学家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在《城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故事》一书中首次以“城市马克思主义(Metromarxism)”为其命名。[2]1“城市问题”被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我们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全球化进展的结果。列斐伏尔在1970年出版的《城市革命》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相互重叠与延续的时代,即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在他看来,当代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以往的工业时代是为这一时代的准备。在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城市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于全球空间的重新塑造。因此,今天我们用“地球城”来取代地球村的称呼倒更为贴切一些。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理论研究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更具体地说,他们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来考察城市问题,其核心思想是当代大城市是资本主义发展与自我修复的空间。借助于此,资本主义缓解了自身的尖锐矛盾,“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展、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3]23。对此,大卫·哈维在其最近的研究中,使用“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来进一步阐释全球化的过程,并指出空间修复是晚期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实现平稳繁荣的根本途径。哈维首先在词义上解释了“空间修复”的含义,他使用的是“fix”具有隐喻性质的引申含义,不仅仅是指“使事物恢复正常运作”,也暗指这种修复、解决的方法是短暂的,问题还会卷土重来,就如同瘾君子吸毒一样。他说:“我使用‘空间修复’的说法主要用的是最后一个意思,我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贪婪动力。我故意让它平行于‘技术修复’的说法。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沉迷于地理扩张,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无穷扩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4]空间修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是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有效方式,它是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动力。那么,空间修复是如何实现的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对于城市问题的研究,在他们那里具有一个共识,即“城市”是空间生产与空间修复的主要场所。

  城市作为资本的空间载体而存在,它通过如下的几种方式实现空间修复,从而为资本找到了新的增值途径,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第一,空间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即由传统的“空间中的物的生产”拓展到“空间自身”的生产。比如,房地产的炒作。在当代大都市中,城市空间作为一种资本与商品、作为投资的对象与消费的场所,城市空间的功能更多地在于消费与增殖,城市的发展主要满足的是增殖的经济需要。第二,除了把空间自身作为商品与资本之外,对于城市中公共设施与设备,如高速公路、集装箱码头、机场等基础建设的投资,也是城市空间修复的一个主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将大量资本投放于固定的、不可移动的城市中基础设施的方法,吸收过剩的资本与劳动力,并成为资本增殖的一个途径。第三,通过空间生产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产物的城市空间,已经蕴含着意识形态与政治性质。与原始的自然空间不同,被人所改造与规训过的城市空间,不仅从功能上被划分为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行政区等,而且也蕴含有中心区、边缘区、富人区、贫民窟等这样的等级意识。同时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也生产出了开发商、炒房团等新富阶层与一批新的城市赤贫,生产出了新的社会关系。这样,空间生产的同时也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5]262。第四,“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使空间修复在全球展开。以往资本主义通过“入侵”与“殖民”等强硬的形式开拓市场、掠夺资源。但是随着交通、通讯、讯息、金融等的迅捷发展,跨越不同空间之间障碍的时间大大地缩短了,哈维把此称为“时空压缩”,或者说“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说,资本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利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在劳动力、原材料等一切方面的差别实现其增殖的目标。这样就形成了原材料输出国、加工国、技术与产品垄断国之间的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

  以上所述的几种方式是资本主义进行空间修复的主要途径,主要都是在城市空间中展开,缓解了资本主义过渡积累的危机。同时,这几种空间修复的形式之间互相促进:高速公路、机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展为城镇化的迅速推进提供了条件;反之,城市的拓展又为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资本再增殖提供了新的投资途径。不仅如此,在这一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的渗透,也为它打开了全球的消费市场。这样,城市空间自身的生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及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空间的不断占领,这几者之间形成了新的资本循环链,有效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列斐伏尔、索贾等一些学者不论从何种角度展开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他们都具有一个前提性的共识:即空间修复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资本主义延续与缓解的重要途径。

  我们知道,过度积累与需求不足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内在矛盾不断地尖锐、爆发、缓解,周而复始。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大萧条之后,这一矛盾已经无法在第一循环的过程中被消化掉,所以政府与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即凯恩斯主义——福特主义,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与“时空上的转移”相结合,也就是“利用时空”来克服过渡积累与需求不足的这一矛盾。具体说来,政府通过对于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的投资,如对于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的投资,也包括鼓励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工厂的一些长期投入等,从而把过剩资本、劳动力等引往未来的时间中,哈维将此称为“资本的次级和三级循环”。但是空间的补救方法只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依旧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近半个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平稳

  繁荣的稳定时期,其根本原因在于“空间修复”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自1970年之后,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思潮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兴起,其关键在于“空间修复”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城市成为实现空问修复的主要场所,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社会等都以城市空间作为中介而实现了再生产与再塑造。

  二、“城市病”:空间修复的必然结果

  资本与晚期资本主义借助于“空间修复”获得了新的力量并有效地缓解了危机,然而另一结果则是城市问题的集中出现与爆发。“城市病”是与现代性相伴随出现的,从18世纪英国工业文明后期开始的“城市病”至今已经200多年,现代人对此毫不陌生。从其表征上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即对于水、空气、土壤等人类生存必需条件的破坏与污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人口激增而出现的交通拥堵、城市犯罪、城市贫富差距、就业医疗、高房价等社会问题。再者,“城市病”也体现为城市中的“个人”心理方面的精神疾病等。以往的思想家们通常把“城市病”归结于工业化与技术原则在城市生活中的贯穿,这当然是一个主要要素。然而,不仅如此,自1970年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提出的“空间修复”却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全球“城市病”集中爆发的现实根源,并指出“城市化”是当代全球化的实质,城市社会已经取代了以往工业社会的决定地位,“城市病”对于现代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于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任由“城市病”发展将可能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带来灾难。

  城市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说“城市病”了,必须反思使其致病的文明病根。处身于大都市之中的现代人,在今天“城市病”日益严重的时刻,应该反思,以城市现在的发展方向,最终将走向何方?当人们身处其中,无法自明的时候,芒福德指出:“当对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两者都不大清楚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而不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扩张中的经济必定创造出一个新的城市形象。”[1]557也就是说,在当代城市的发展满足的已经不再是人的生活与生命的需要,而是城市发展需要,“运转与扩张”成了目标,而人成了工具。这是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痼疾。正如启蒙最终走向了野蛮一样,城市的发展也遗忘了初衷,使发展成了发展的目标。对此,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城市病”的根源,并回到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那里。“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返回到商品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6]92空间修复的实质就是资本逻辑在城市中的贯穿,资本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大都市是资本的聚集地与再生空间,空间修复具有的双重作用,即满足了资本创新与增殖的需求,又再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空间,两者一拍即合,成为历史发展的新的推动力。一直以来,空间都是作为一个“场所”而存在,但是当空间以资本的逻辑被生产与出售时,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就分离了,使用价值成为次要的附加,而交换价值成了根本目标。这样,“增殖”成为空间生产的主要目标,摆脱了使用价值的束缚,空间作为资本的载体具备了资本的一切特征,空间资本与人的无限贪欲相结合裹挟着城市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长与扩张。“我们现在的文明是一辆巨大的汽车在单向交通的路上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前进着。不幸的是,像现在制造的这种汽车,既无方向盘,也没有刹车,开车人能行施的惟一控制方式只有把汽车开得更快,他对汽车着了迷,也要尽可能的开得快,可是他忘掉了开往的目的地。”[1]570以往在对于“城市病”之根源的探究中,思想家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技术批判这一维度,城市空间资本化的这一维度无疑更具有现实性与批判性,空间资本化是当代城市问题的病根,以资本逻辑贯穿下的城市建设从其表征上看具有如下的一些病态特征。

  首先,城市的空间越来越具有同质性。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大都市、超大都市出现。从城市的建设的外观来看,当代的大都市之间越来越相似了,越是新建的城市这种相似度就越高。摩天大楼、高架路桥、商圈、高速公路……如同机械复制一般,我们很难从一个当代大都市的外观上,看到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以往古镇、城邦,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别迥异,而现在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城市外观,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产生厌倦之感。对此,列斐伏尔指出,古代的城邑是作品(oeuvre),而现代都市则是产品(produits)。城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传统形式的城邑中,交换和交换价值并没有摧毁所有的障碍,也没有取消所有的使用形态(modalites de lusage)”[7]67。当“使用价值”作为城市空间建设与规划的原则时,这个空间的功能是多元的,包含着当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城市以一种多样的形态展示自身的美感,比如古镇。但是,商品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反城邑”的,随着商品世界的普遍化,及其交换价值成为主要目标,当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空间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原有的城邑的活力与美感就消失殆尽了。应该说,城市与城邑是以不同原则被建构,城市是工业文明特有的机械式思维与资本逻辑共同交织的产物,“工业时代的时间和空间,在过去和现在,都在追求着均质性、同一性和强制的连续性”[7]71。空间的均质性将打破不同地域之间的壁垒,从而为资本的流动、商品的交换、劳动力的流动等提供更为便捷的条件。也就是说,空间生产消灭了不同地区之间在各个方面的差别,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城市空间,表面看来是形成了一个个更为现代的大都市,实际却是同质化的资本空间,这是“城市病”的当代新形态。

  其次,同质化的城市空间不仅毁掉了城市文化与城市记忆,也导致了现代人存在的单向度与焦虑。我们知道,城市是人们对于自然空间再造的结果,与自然的物理空间不同,城市空间还是一个文化空间与意义空间。城市作为人类空间实践的结果,在其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必然铭刻着它所处时代的文明印记。在这里,当然不单指城市建筑上的不同风格,还包括空间规划的布局、方位、风水及其象征意义。在空间实践过程中,人们借助于语言、符号、象征等各种形式赋予了城市空间与城市建筑以各种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比如教堂、祠堂,广场、名人故居,等等,都承载着文化所赋予的象征意义。对此,思想家们把此称为“第三空间”、“社会空间”或者“文化空间”,等等。列斐伏尔使用了“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描述了空间的文化特征。“空间表征”是指通过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可以被谈论与理解的抽象空间,比如我们说北京,大家都知道所指的空间。而“表征空间”则是指空间给人的体验与感觉,是指空间所蕴含的意义与象征。“表征空间是有生命的:它能言说。表征空间有着,例如自我、床、充盈着激情、行为、生活和暗含着时间涌动的场域。表征空间的基本性质是能动的和流动的。”[8]42应该说,我们通常居住的城市空间是表征空间,它是人们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征的共同结果,既包含了物理空间,也包含了空间中的文化与象征意义。简言之,城市作为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它必然承载着历史、文化、习俗、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等非常多元的内涵,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外化体现。从人自身的“体验与感觉”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城市空间带给人的存在感受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城市将会塑造什么样的城市居民。比如,一个安静的森林小城与一个喧嚣而快节奏的大都市,会带给人完全不同的存在体验。通常来看,一个城市的空间内涵越是丰富多元,城市的文化与记忆保存得越是良好悠久,那么该所城市中的居民则越是具有更全面的存在,其存在的感觉则也是更为幸福。反之,城市空间的同质化程度越高,则人们的存在越是单向度与乏味,随着而来的存在感则是厌倦、躁动与焦虑。事实已经证明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在近年来对于幸福感的调查中,无论是来自网络民间还是来自官方机构的调查结果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结果,国内超大都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高。2015年5月,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根据《GN中国幸福感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得出的城市评分显示发布了“2015年中国最具有幸福感城市排行榜”,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均未进入前30名。恰好相反,越是生活于超大都市中的居民,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及其自杀的比例越高。显然,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成正比,甚至可以说,越是超大都市空间的同质化、生活节奏的效率化、生活方式单一化的程度就越高,同时人的存在感觉就越是压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柯指出当代都市人心理问题的根源,他说:“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9]20

  再者,城市的“内爆”式发展,将吞噬掉乡村、自然与荒野等空间存在的多种形态,从而导致对自然的损害与乡村的衰落,其结果是生命机能的衰败。众所周知,当代城镇化进程进展神速,大城市、超大都市似乎已经成为政绩与伟大成就的标志而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的目标。然而,近年来超大都市中所出现的迫切现实问题,比如雾霾、光污染、高房价、交通拥堵都在提醒我们思考,“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里”,这几乎是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要提出的问题了。其实早在这些“城市病”出现之前,思想家就已经警示过人们,这种“走了形的巨大”与内爆式的城市发展将带来可怕的后果。芒福德认为,超大都市作为城市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意味着衰落的开始,这一衰落是全面的,它不仅意味着城市自身走向管理的僵化病态,也意味着由此引发的自然、人自身等文明的全面衰败。由于超大都市在经济上占据的重要作用,以大都市为中心辐射到它周围的乡村、自然及其荒野等一切地域,都要为大都市提供其运转所必须的农产品、生产资料、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等,同时这些周边地带还要承载与消化大都市每天所产生的生产与生活垃圾。不仅如此,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随之不断地影响与渗透进入乡村生活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会逐渐被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所消解。这样,大城市周边的乡村与自然不再具有以往与城市不同的独特的存在形态,而成为了城市的附属品、甚至是牺牲品。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村庄和乡村一直是清新生活的储存库,受祖先行为模式的约束,使人们保持人性、通人性,但又对人类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可能性两者都有自知之明。不论城市的统治者们有多大的错误和过失,仍然是可以纠正的。……今天这种安全因素没有了,大都市迅速而猛烈地扩展,把它思想上的毒素和化学上的毒素两者都扩散到全球各处,它造成的破坏恐怕是无法挽救的。”[1]571也就是说,乡村作为现代人“自我修复”的一个独特空间,已经逐渐被都市化的发展给吞噬了,这不仅造成了自然的渐行渐远,也使都市人的存在缺少了一个“避难所”,无论是来自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危险。芒福德非常具有预见性地指出,非理性地追求“巨大”城市的结果是形成“集合城市”,“一个大都市与它相邻的大都市连成一片,到那时,每一个大都市都将丧失相邻地带作为教育和游憩的风景地区,同时也丧失了它残留的特性”[1]566。芒福德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了现实的写照,以牺牲自然与乡村为代价的爆炸式城市发展,在当代俨然已经走向了不可控的状态。以纽约、香港、东京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成为当代城市发展争相效仿的榜样。然而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幸福并不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城市已经病了。

  显然,从空间修复的角度剖析“城市病”问题,比仅仅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进行批判,具有更为深刻的现实内涵,它直接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对于城市空间的同质化改造与控制,虽然它在现阶段有效地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然而却造成了更为广泛的危机。梅扎罗斯把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称为“结构性的危机”,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不同,结构性的危机更为持久、广泛与难以消除。由于资本在全球的布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当代是由全球共同来消化与承担,而且危机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领域显现,不平等与剥削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经济国家的“结构性支配”。

  三、空间修复的内在矛盾

  自从人们认识到“城市病”以来,对于城市的治理就从未中断过。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城市病”在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集中爆发,其根源在于空间修复中内涵的资本逻辑以其无坚不摧的力量在全球漫延。然而,这一过程并不是没有止境的,空间修复在展开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矛盾与局限,并在大都市中展现出来。“除了军事上的弱点之外,增长这一事实本身也使得大都市在经济上变得虚弱;在长远的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它将无法再侵略或将它不断增大的开支转嫁到别处。”[10]319导致现代文明衰落的并不只有外在的力量,更主要的是蕴含于其中的自反性,这种内在的矛盾在空间修复中更尖锐地爆发出来,哈维将此称为城市的“叛逆”,这种叛逆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呈现出来。

  首先,当代城市空间作为一种资本表现,它无法摆脱资本自身的特性及其局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11]278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资本化了的城市空间。我们知道,资本得以活下去的前提条件是“增殖”,而实现资本增殖的条件必须既要满足其生产的条件,又要满足其流通的条件。然而,这两点必要条件都不是没有局限的。从生产条件来看,资本与资源之间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城市空间无论如何扩张依然是有限度的,这不仅是指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城市自身的自反性也限制了城市不能完全没有限度的扩张,如交通、行政管理、人口、环境等很多方面的限制。再者,资本化的城市空间要进入市场领域流通,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限制。这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过度积累”与“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必然体现出来,这是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原罪”,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当然也是城市空间生产的危机根源。因此,通过各种形式刺激需求、“去库存”成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主要任务。在众多的举措中,信用贷款应该是最为有效的措施,然而却是金融危机的根源。200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其本质上是城市空间生产危机的现实表现。为了去掉库存,实现空间产品——房地产流通增殖的目标,银行减低了贷款的准入门槛。“当真正具有信用的买家消耗殆尽时,为什么不进一步减低对收入水平的限制,把目光转向较高风险的买家呢?最后转入那些没有收入和资产的买家,他们或许可以在价格上涨时通过出售这处房产而获利。如此这样,直到泡沫破裂。”[12]49可见,城市空间生产本身即便正处于最为如火如荼之际,由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应该会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遭遇其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曾用“掘墓人”来形象地描绘资本主义内在的自反性,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在空间修复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其自身无法突破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吸收了剩余的资本与劳动力,“建设性摧毁”成为城市空间建设反复进行的一个特征。这不仅造成了对于自然资源的浪费、对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而且同时生产出了新的不平等。我们知道,在城市改建与扩建的过程中,似乎总是重复着“摧毁—重建”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是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吸收与创造资本的根本途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新贵阶层,相反城市中心区的原住民、弱势群体、穷人及其被边缘化的那些人等的利益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哈维把此称为“掠夺性的城市空间实践”。他说:“城市重建基本上总是具有阶级性的。新的城市是在旧城市的残骸上建立起来,因而需要暴力。”[12]17显然,在这一过程中蕴含着一种新的不平等,也是大城市中城市犯罪等的不安因素的来源之一,这是资本主义在“空间修复”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反抗力量。大都市的爆炸性增长,到底满足的是什么需要呢?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否成正比呢?对此,思想家们给出了具有警示意味的回答。芒福德早在一百年前就对此展开了批判,他反对一种“降低城市标准带来的增长”[10]289。在他看来,“所谓的大都市‘增长’,事实上就是不断增加最下层的民众,这些人可以让自己居住在没有足够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环境中,这些人可以免了干净的空气,可以看不到天空和阳光,可以免了自由的活动、自发的游戏或者尽情的性生活。”[10]289也就是说,城市的增长是以一部分人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的,这不仅包含城市中心区域被迁走的原住民,也包括城郊周边的失地农民和承担城市种种污染的乡村。当这种降低标准的生活超过了一定的“临界点”,必然招致反抗的力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斐伏尔指出未来的革命一定是“城市革命”,城市中的“贫民区”及其那些在空间修复过程中被掠夺的弱势群体将成为未来革命的主导力量。

  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享受着大都市生活之便捷舒适的居民,也会对于同质化的城市空间产生厌倦与反叛的意识,他们反抗空间修复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从而成为隐蔽的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抵抗力量。“所有征服者都征服城市,但所有城市都抵制这种征服。”[13]364这种抵抗的原动力并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而在于人们对于非异化的生存活动条件的期待与向往。弗洛姆在对“健全的社会”进行构想的时候,他把社会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人的内在的善上,他说:“从长远的观点看,人正在走向疯狂与毁灭。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摧毁我们对人的理性、善意与健全所抱的信心。”[14]293可以说,在一些思想家们看来,人的内在的善的力量会促使社会走出目前的困境。除此以外,要知道,人虽然具有自我意识与能够思想,然而依旧是一种高级动物,动物对于自然界总是有一种家园般的向往,长期生活于被规训的钢筋水泥的都市空间里,成为现代人出现精神疾病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近年来都市人对于乡野、古城、荒野等超乎寻常的热爱与寻找可以感受到现代人对于“差异性空间的向往”与对于“单向度存在”的反叛。实际上,空间修复的直接矛盾就在于:资本需求的同质化空间与人所需求的多样化空间样态的矛盾,也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利润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来自于经济利润要求的放松管理,以便于让更多空间投入市场,注重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而来自于城市居民要求有更多日常生活的多样化空间,看重的则是空间的使用价值,是生活多样性的需求。

  现实的问题是,“城市病”的根源在于资本化空间对于日常生活空间的侵占,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是以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为代价的,原有的城市生活空间与文化中心大多被改造为商业中心,城市的原住民与城市文化及其城市记忆一起被抹去了,只留下了高楼林立的崭新的同质化的商业空间。围绕着城市空间如何使用这一问题,思想家们提出了“城市权利”这一问题,即围绕着城市空间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抗争。“按照我在这里提出的意义来讲,主张城市权利即是一种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而实现这种对城市的控制权需要采用一种根本的和激进的方式。”[12]5因此,“谁的城市”这一问题将成为未来城市斗争的核心。换言之,城市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以什么为尺度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人”应该成为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人是人的最高目标”。然而,在现实中,资本与欲望结合成为了人的主宰,因此也成为了城市建设的主宰。不过,无论是从人对自身存在丰富性的期待方面,还是从空间修复的内在矛盾方面看来,城市空间资本化都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不可能是城市建设别无选择的唯一途径。

  抛开理论上的种种预测与假设,在当代,超大都市本身已经显示出了其自身的僵化与各种问题。“城市究竟多大”才能使居住于其中的居民感受舒适自在,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应该成为问题,而不被谈起了。“扩张与运行”成了目的本身,因此,在当代超大都市不断地涌现出来,并成为效仿的榜样。然而,在吞噬一切的城市化过程中,除了我们常见的雾霾、资源、交通等城市问题之外,大城市自身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与风险,大都市的无所不能与它的无力、衰败、脆弱同时并存。思想家们用“胀破了的城市容器”、“走了形的巨大”、“城市内爆”等来形容“城市自身的异化”。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溯城市的本质,以此为参照系,才能更为清醒地为现代城市诊病。有一点可以肯定,仅仅从城市的经济功能方面是无法从根本上了解城市本质的,“因为,城市更主要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新事物。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城市赋予前者(自然环境)以人文形态,而又以永恒的、集体形态使得后者(人文遗产)物化或者外化”[10]导5。简言之,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它以一种固化的方式综合地展现这个地域的宗教、文化、生活、经济、价值观、历史等。因此,“有机的文化综合体”应该是城市的本质。

  问题在于,这种有机综合体的被打破与替代,芒福德将此归源于“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贯穿。在城市化建设中,以技术为核心的工业文明是保障城市不断扩张的基本手段,技术的不断推进是保障大都市进入到普遍阶段的必要手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的有机与平衡被打破了,自19世纪下半叶之后,实证主义的原则与方法贯穿于城市发展史中。机械论中所主张的经验事实、秩序、规律、精确、严密等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准则,而艺术、宗教、文化等则逐渐被边缘化了。于是,“有机”被“机械”逐渐替代,以此机械论原则所贯穿的城市建设,在芒福德看来是“没有根基、没有精神、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和没有希望的”[10]323。在这样的城市里,看似一切欣欣向荣,然而巨大取代了美,机械复制取代了艺术,金钱取代了上帝,对于数量的追求取代了生活,“城市从作为联合的工具,文化的避风港,变为了分崩离析的工具并日益对真正的文化构成威胁”[10]329。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空间修复的进行,促使当代城市以一种更快的速度发展,城市的规模到了一种新的阶段。在当代的超大都市中,资本、技术、消费三者结合起来再塑了当代城市空间,由于这个现代化的都市空间缺少内在的精神与具有统摄力量的文化内涵,导致它的存在是各种风格的拼贴与杂糅。在这里,货币成为衡量人类生活世界的内在价值,人更自由也更虚无了。价值的通约主义,以数量的价值压倒了城市的品质和人的品质,造成城市和人自身的量化、平面化、平等化。“当都市的积聚达到如此规模,只能用一个特别的词来描述它的力量:这就是无力。”[10]272这种无力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超大都市僵化臃肿的行政管理机构,不仅导致城市运行的成本增高,对于城市面临种种问题很难以面面俱到地有效处理。第二,超大都市在面临突发问题时(比如自然灾害、战争、瘟疫、核污染等)更为脆弱,它的自我恢复能力与抵抗能力远不如乡村。第三,超大都市中的居民会产生深刻的无力感与失乡感,由于他无法把握与理解这个城市的整体,及其在文化上的丧失根基。第四,当超大都市的扩张达到一个临界点,将面临着城市自身的内爆,即当它无法再通过转嫁的方式获得活力,“城市的资本费用和年收入的太大一部分必须花在增加拥挤的设施上以及通过机械设备再来缓解拥挤引起的恶果”[10]321之时,都市的增长会给自己带来惩罚。

  可见,都市自身的异化与叛逆不仅体现为“城市病”的种种表征,而且在其根源上是资本本身与空间修复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展现的必然结果。然而,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及其大都市的爆炸性的增长并不会毫无止境地一直进行下去,无论是“城市病”本身还是空间修复所蕴含的内在矛盾都注定了,到一定程度之时,新的理念为指导构建的城市文明将替代今天的城市样态。

  四、新文明的可能与人本主义的城市观

  面对当代大都市的种种病症,时至今日,各个阶层的人们、甚至于利益集团本身都感觉到切肤之痛:无处可躲的雾霾、不可避免的食品安全、人人面对的拥堵及其千篇一律的城市的样子都提醒人们,那个改变的时刻应该到来了。思想家的伟大在于他们早已经预示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因此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他们已经告知了我们可能的道路及其如何选择。“人本主义的城市观”、“田园城市”、“游戏城市”、“希望的空间”等等,思想家们以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对于未来城市的构想,其共同之处在于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以人为本”的有机综合体,任何“局限于一个领域的变革,都只会破坏全面”。弗洛姆在《健全社会》的结尾时强调的这一警示性结论,入木三分地指出了时代之弊。

  列斐伏尔在谈到他的理论目的时提出,我们的政治任务就是构思和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它不会重蹈全球化、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可怕困境。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城市学家的愿望,也是当代人的愿望。

  然而,如何才能建造完全不同于资本化空间的城市呢?思想家们已经阐释了未来城市革命的现实力量来源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那些被掠夺的弱势群体,然而,这并不足够。我们认为,城市作为文明的容器,它体现的是不同时代文明的样子,如果说当代的超大都市是资本逻辑与技术原则联姻的产物,那么未来的理想城市则应该以一种不同于以技术为核心、以资本为目标的新的文明形态为建构基础。这是一种不同于消费文化的新文明类型,马克思把此称为“经济形态终结”的新的社会形态。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而告终。”[15]33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类历史的“史前时期”,真正属于人的历史是以经济形态社会的终结为条件的。换言之,马克思所有研究的最终目标就在于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时代不可能是永恒存在的,它必将被更高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是以人的全面性为目标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显然,这是扬弃了资本逻辑之后的新的文明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新文明是在以往人类历史的一切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的,资本以一种异化的形式为新文明的产生奠定了条件,不仅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为完整的人的生成创造了条件。因为“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6]112。

  可以说,无论是人本主义的城市学家,还是以哈维、列斐伏尔等人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者,都延续与丰富了马克思对于未来文明形态的设想,并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以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明形态为理念建构起来的“希望空间”,新文明的核心原则是“经济至上性”的终结与超越,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应是城市发展的第一需要。达成这样一致的认识是因为思想家们及其现代大都市中的居民都认识到了一点,“事实上,生命机能的标准越高,它就越是不能够通过钱得到表达,并且它也就越是远离市场的运作。生命机能的标准必须凭借休闲、健康、生物活动以及感官愉悦和社会机遇得以体现”[10]493。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方式生活的时候,实际上也就回答了我们要居住在什么样的城市里,也就回答了我们应该与自然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及其我们该以什么态度对待资本与使用技术。实际上,这些原则成了新文明中的构成要素,同时也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指导理念。

  如果说对于新文明的构想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只是理论上的预测,那么资本主义在全球展开空间修复的过程中,城市史的发展逐渐践行了这一预测。具体而言,当代城市化进程以一种近乎非理性的发展速度达到了它的顶峰之时,在繁华与喧嚣的大都市中已经显示出了衰败的迹象。按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描述,大都市是从“文化”到“文明”的最高阶段,人们与土地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割断,大都市显示出了现代性文明的最高阶段也是衰败的开始。可以说,在超大都市里,赤贫与奢靡、文明与野蛮、脆弱与坚固、技术与愚昧等都以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光鲜的大都市里,都存在着贫民窟。不仅如此,自然与环境的代价已经无法被忽略,不过,衰败总是和新生相关联,只有认识到了衰败,才能重生。所以,新文明的萌芽从理论预测到现实萌发只能在人的城市空间实践中显示出来。对此,芒福德坚定地表达了思想家们具有共性的一个结论,他说:“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项更大的任务:重新建造人类文明。我们必须改变人类生活中的寄生性、掠夺性的内容,这些消极东西所占的地盘如今越来越大了;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有效的共生模式,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一个大陆一个大陆地不断创造下去,最终让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合作的模式当中。”[10]导8

  那么,人文主义的城市都具有哪些特征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找到答案。海德格尔虽然没有直接研究城市问题,但是他简洁道出了居住的本质:“人,诗意地栖居……”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诗意地栖居呢?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一文中,谈到了筑造的本质,他是从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探讨这一问题的。他说:“建筑物保藏着四重整体。它们乃是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四重整体的物。保护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素朴本质。”[17]169简言之,只有在建筑物中蕴含了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性,人才能实现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以此批判技术与机械原则对于“筑居之所”的片面化与物化,诗意的丧失意味着人与自然、精神、神性的疏离,及其意味着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实际上,城市理论家们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殊途同归,“诗意栖居”也是人本主义城市观念的基本原则,只不过他们以更具体的语言在城市规划与空间实践中表现出来。概言之,在他们看来,诗意栖居的前提是对于同质化居住空间的克服,只有在“差异的多元空间”中,让艺术融合到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融合,才能实现诗意栖居。“差异空间”的创造是实现人的非异化存在空间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空间中包括丰富的内涵,它主要是从人的真正需要出发而进行的城市建设。城市不是各种服务部门与管理机构的集团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与物品的收集地,当然更不仅仅是资本集散地与消费娱乐场所,城市空间同时还是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它是包含有传统、历史、记忆、民俗,情感等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芒福德指出,“有机”应该是未来人本主义城市的特点,他说:“只要机器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就会从扩张、延伸、进步、机械的增长、力量等,量的角度来思考。如果有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就会开始从生长、标准、形态、相互关联、含义、联系以及社会等,质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进程目标不是让人类更加强大,而是让人类发展得更全面,更人性,更有能力发展人类文化的特性……”[10]342也就是说,当有机整体作为城市空间建构原则的时候,城市才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诗意存在的居所。

  究竟如何建设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是人本主义的宜居城市还是同质化的资本空间,由谁来决定?随着当代城市问题的严重,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日益加强。哈维、列斐伏尔等思想家们提出了“城市的权利”。在他们看来,城市权利是一直被忽略的一项人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强调的个人权利与私人物权,城市权利是一项集体的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愿望改造城市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的权利”,不是资本的需要,而是居住于城市中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建设城市,回到城市的本质与初衷。在这里,列斐伏尔把城市的权利等同于“差异的权利”,人的存在对于空间的多样化要求,而这种要求更多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而忽略空间的交换价值。实际上,对于城市建设与改造控制权的争夺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也是阶级冲突的表现。“空间与场所”对于一些人来说意味着生活的居所与存在的根基,它与生命中的意义与家园感相关联,比如,当我们说“故乡”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指那里的房子,也包括那个空间引起人们的内心情感。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空间与场所”则意味着资本、商品与投资的中介。可以说,对于城市建设控制权的争夺,主要是这样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即真正的人的生活需要空间与资本同质化空间的冲突。今天的问题就在于,资本对于城市控制权的占领,导致了日常生活空间的被侵占,这不仅生产出了千篇一律的同质化都市空间,而且同时生产出了反抗的力量。因此,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那里,城市问题在本质上是政治问题,于城市问题的批判,实际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批判的延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式,并强调只有变革社会制度才能实现城市权利,解决空间修复中出现的“城市病”,新文明与新的人本主义的构想最终还是要通过城市革命来实现。

  无论人们是反对还是赞同,城市化作为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都不可能停止,我们也绝不可能否认城市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成就,但是也不应该回避大规模城市化过程所出现的问题:“城市病”的集中爆发,超大城市对于边缘乡村的挤压,及其对于我国传统乡村生活与文化的彻底改变。尤其是在城市扩张与重建中,对于城市贫民与城郊农民在空间上的掠夺等。因此,如何在当代的城市化过程中,控制资本的非理性漫延,并为人的诗意栖居与需要留出应有的生活空间,这样的思考应该更具有现实意义。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一文的结尾时说,回到栖居的真正的本质,“当终有一死者根基栖居而筑造并且为了栖居而运思之际,他们就在实现这种努力”[17]171。城市的本质在于栖居,而不是资本的工具。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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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姓名:车玉玲 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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