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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声音:现代早期欧洲城镇的声音景观
2020年03月06日 10:28 来源:《文学与文化》(津)2017年第4期 作者:大卫·加里奥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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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17、18、19世纪的欧洲城镇,人们听到的声音与现在的迥然不同,差异之下更有深层原因:与我们今天试图逃避城市噪音不同,对早期现代城镇的居民来说,声音是信息的关键来源。声音形成了一个符号系统,其传递消息、帮助人们随时随地确定所处的时间和位置,并且让他们成为“听觉社群”(auditory community)的一部分。声音帮助建立身份认同感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个信息系统的演进,反映了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对时间和城市空间的态度的变化。

   关 键 词:声音景观/城市/欧洲城镇

    作者简介:大卫·加里奥[David Garrioch],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历史教授。

    译 者:王敦/李泽坤/李建为 王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李泽坤,李建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此文原文见于:David Garrioch.“Sounds of the City:The Soundscape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Towns”,Urban History,30(1),2003,5-25。译文有删节调整。

 

  城市一直都是喧嚣之地。然而总体来说,城市历史学家对城市声音关注极少,他们倾向于假定即使声音本身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扮演的角色也是相似的。因此达达的马蹄声和轰隆的马车声就被等同为现在的交通噪音;早期现代城市的钟声就被等同于现代的闹钟、工厂的汽笛以及学校的上课铃声。固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然而就像过去的人们对视觉世界的理解与我们现在截然不同一样,他们对声音的感受方式与我们的也是相去甚远。我们如何才能够去理解打雷对于那些尚不知道雷声产生原因的古人所造成的惊恐?雷声连同炮声和教堂大钟的钟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听到过的最响的声音了。对于如今罕有沉浸于钟声的大部分人来说,我们如何重温那种由教堂繁复的钟声所造成的眩晕感?过去的其他声音,诸如刀剑的撞击声、火枪的射击声还有小贩的叫卖声,几乎已经完全从我们的经验中消失了,与之相伴随而消逝的是昔日人们对日常生活全方位的理解。

  即便声音本身没变,其意义也已经相去甚远了。如今若听到达达的马蹄声,我们也许会想到那种身着优雅丝质长裙,外套精美罩衫,乘坐四轮马车的那样一种已经消失的绅士淑女。然而在马随处可见的彼时,那种声音并不能像魔法般唤起饱含乡愁的图景。即使当我们能够切实地捕捉到来自过去的声音——希特勒的演讲或者第一张收音机唱片——它们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也早已不同于它们在最初听众身上造成的影响了。固然,我们听到的是一样的词语、我们以同一种方式交流,但我们听到的信息不是以前的人们所听到的信息。

  尽管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的《为世界调音》(The Tuning of the World,1977)早在1977年就已经引发了很多关键性的讨论话题,但是只是到了最近,声音的历史才开始引起较为认真的关注。彼得·贝里(Peter Bailey)考察了“噪音”概念的不断变化。他认为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出现和19世纪日渐增长的中产阶级对人群的恐惧,“声音”和“噪音”之间的区别也总是在变。①科尔班(Alain Corbin)关于19世纪法国乡村教堂钟声历史的研究指向了钟声作为信号、当地身份建构者、权力和抵制的象征以及作为社会和政治斗争博弈场等的角色。②更晚近则有古腾(Jean-Pierre Gutton)勾勒出了自中世纪以来法国声音的历史,强调了口语到书面语文化的转变,私有观念的发展以及国家和教会对声音的日益增长的控制。③

  关于现代早期声音历史最详细的研究是布鲁斯·史密斯(Bruce Smith)颇具影响力的《现代早期英国的听觉世界》(The Acoustic World of Early Modern England,1999)。在这本书中,他尝试着去重构现代早期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的听觉经验。他主张研究听觉的历史,认为那些让我们有意识地去听到的东西以及我们对我们所听到的东西的理解,都是被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过去的人们不光是被不同的声音所围绕,而且用心地去倾听那些被现在的我们所忽视的声音。尽管他们的耳朵在生理功能上与我们并无区别,他们对于声音的经验却与我们不同,因为他们的听觉环境以及文化环境还有他们的心境跟我们并不一样。

  本文采纳了上述作者的很多见解,特别是在城市环境方面。对于17、18、19世纪欧洲城镇的居民来说,听觉环境建构起来了一个符号系统。在一个没有收音机、电视机或者报纸的城市信息系统网络中,声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声音绝不仅仅是这些媒介的等价物而已:它部分地建构了人们在时间、空间和都市社会中过活的方式。像其他的符号系统一样,都市声音在不同层面起作用,并不是每个聆听者都收集到相同的东西。不同阶层、性别或者出身的人会对不同声音有不同的联想。声音系统以微妙的方式塑造个体和集体身份,增强权威的统治。尽管声音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是这篇文章的用力点是在城镇之中的声音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被利用得最淋漓尽致,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时间。在19世纪后期及之后,这个听觉系统逐渐消失,被不同的信息源和对声音的不同用法所取代。

  都市声音景观

  我在前面已经给出了关于马车声音的例子。这种声音曾经让过去的人们如此熟悉,然而通常却不被注意到。直到一个世纪前,马还在欧洲城镇随处可见。它们提供了交通和工业的主要动力来源,所以马蹄声、马嘶声还有马抽鼻子的声音随处都能听到。木头车轮和铁皮包边的车轮的轰隆声也随处可闻。对于第一次来到欧洲较大城市的观光者来说,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四轮马车在狭窄的街道上飞速前行,马车夫高声叫喊着让行人让路。维也纳到18世纪80年代为止大概有3300辆私人马车以及超过600辆公共轻便马车。伦敦和巴黎的马车保有量则更多。“从外省初到维也纳的人像个小贼一样在成排的房屋旁边躲闪,在每个马车夫的叫喊声中幻象自己会被车轮碾轧,会被马蹄踩扁。”④因为大多数城镇没有步行专用道,这些叫喊对徒步行走的人来说至关重要。

  在过去,甚至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带的围墙之内也有农田。在铁路诞生之前,除了通过街道,没有其他方法运输动物。所以那时候的人们不光听到马的声音,而且听到羊群的咩咩声和牛的哞哞声也都是很常见的。屠宰场通常在城镇的中心,肉畜惊恐的叫声在附近的街道回响。猫和狗的数量很多。一个到里斯本的到访者抱怨被狗叫声吵得整晚难以入睡,而且黎明时分到处又都是公鸡的啼叫声,母鸡在院子里和街道上啄食小石子,猪和羊在街道上徜徉。

  像动物的声音一样,人类的声音在以往的都市声音图景中也十分嘈杂。人们隔着街道相互交谈或者大声吵架。公开的冒犯和胡闹在早期现代城市中是常见的把戏,也是当地社会相互交流的非常重要尽管也很粗鲁的方面。考虑到很多人家的窗户上并没有镶玻璃,而是糊上一层纸来抵挡严冬,外面的声音很容易穿透进来。人声的价值被街道上的小商贩穷尽其用,他们像牧师一样精通发音技术,用音调、投射和重复等各种方式来获得淋漓尽致的效果。从都柏林到莫斯科,各个城市中的每种职业都不光在内容上而且在节奏韵律、抑扬顿挫方面练就了与众不同的招徕方式:有几种在音乐改编中保留了下来。城镇中的叫卖声是城市景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现场的歌唱和音乐演奏在过去的城市中也比现在更加普遍地存在。民谣歌者借用广为人知的曲调来传唱脍炙人口的歌谣,小提琴手和风琴手在小酒馆里演奏,而鼓和横笛给行进队伍与士兵伴奏。歌曲是工作节奏的一部分,既没完没了又花样翻新,从沿街叫卖的声音到教堂里的赞美诗,为拖拽绳索和紧拉绞盘机的男人或者为洗衣服的女人消磨时间。在狂欢节期间,从欧洲一端的爱尔兰横笛到另一端的匈牙利和吉普赛的铜钹,这些乐器随处可见。一年中的每一天,宗教音乐都会从数不清的教堂传出来:风琴的声音,甚至管弦乐队演奏的声音;给赞美诗和圣歌伴奏的歌声。小号和喇叭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被广泛使用。阵阵音乐声会从小酒馆里飘扬而出;甚至互济会会员们也会在紧闭着的门后面唱歌。不论一个人出身于什么阶层,音乐都在他的耳朵里,而且在他的嘴唇上,就像交谈和玩牌一样成了每天社交活动的组成部分。

  在蒸汽时代之前,手工业的噪音是城市声音的另一个特色。有节奏的锤子敲击声和风箱的排气声在锻造车间中回响。拉锯、锤击、拉磨和磨砂的声音成了木工、制鞋匠和锁匠、制作马车的工人、制锡和制铜的工匠和许多其他行业的听觉招牌,而建筑工地和造船厂更是加剧了这种嘈杂。织布机有规律的咔嗒声从敞开着的窗子传到外面,女人们在城市水边的堤岸上用短木棒浆洗衣物。

  即使是四季物候,也能产生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声音。尽管现在伦敦的风仍然像在约翰·盖伊时候的伦敦那样在街道上呼啸穿梭,但它再也不能发出在风中飘摇的让你的耳朵抓狂的招牌的吱呀声了。在大多数前现代城镇中部分地区,风车的扇叶不停地转动,一边转动一边吱呀作响。此外,由于没有檐槽或落水管,雨点敲击木质屋顶板并落到房顶,充满噪音地飞溅到街道上,就像淋浴时地面瓷砖咯咯作响。

  钟声是日常声音中响度最大的。博韦地区(Beauvais)在17世纪有135口大钟和数十口较小的钟。意大利北部小镇洛迪(Lodi)在18世纪初的钟则多达128口。位于莫斯科的圣伊万教堂有33口钟。欧洲西北部众多教堂里面巨大的钟楼则安置着三四十口或更多的钟铃,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奏出旋律与和声。并不只是教堂有钟。那些拥有周边腹地的城市政权,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到佛兰德斯、法国北部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其市政厅也都拥有它们自己的钟。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同样如此。在巴黎,甚至连巴黎新桥上的莎玛丽丹水泵也有一个排钟奏响完整的曲调来报时。手铃也得到了广泛应用:用于官方用途,在宗教仪式中使用,以及商人为了招揽顾客而使用。在家庭住宅内部,钟铃被较富裕者(像17世纪英国作家塞缪尔·佩皮斯)用来召集仆人。总之,声音之浪吞没了现代欧洲所有的城镇区域,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其自身特点。虽然相互之间有无穷的区别,但又确有功能和含义上的共性。

  城镇声音的意义

  声音即便在居于“背景”的时候,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信息。大多数非人类所发出的声音,像自然物候所产出的雷声、风声,意义十分有限。它们在乡村地区更加重要,因为在那里它们更容易对农耕和牲畜的日常活动和预期产生影响。在城镇则恰恰相反,人类所产生或发出的声音具备意义,它们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除了人声,钟声的表意功能是最多样的。即使是单个的钟也能以不同的方式敲响,缓慢或迅疾,靠机械、用绳子拽动,或者用音槌。它们能够被一下一下地敲,或整圈地晃荡起来被不停地触击。钟声能够发出坚定、清晰、有节奏的声音,或者猛然地喧响起来,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或仅仅是一小会儿。如果是排钟则往往按照不同音高来搭配。因此每个钟都能被同其他钟区别开来,各有用处。当一齐奏响时它们能够按不同的序列或不同的方式回响,甚至能呈现上千种花样。

  在大城市,许多钟会在固定时间被全方位敲响,其丰富的音效表意方式被尽情利用起来。遍及天主教欧洲的不同钟声或不同的敲击方式,在早晨、中午、晚间被用来召唤人们望弥撒、听布道、参加晚祷、参加教义问答、做赐福祈祷,并且告诉他们在“万福玛利亚”(祈祷钟声)回响的时候去做祷告;当做教区弥撒时,或者当钟铃被移到病人面前或在游行队列中时,钟声还用来标示圣餐礼。安魂弥撒、追思弥撒也可以加入到这一列表中。新教教堂和天主教堂都在宗教节日期间举办额外的服务,并且为婚礼和葬礼鸣响钟声。当有人濒临死亡时,它们都会鸣响约翰·多恩所指意义上的“丧钟”(“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来免除罪过。在一些地方,“丧钟”钟声十分低沉,在所有地方“丧钟”钟声都敲得十分缓慢,这是对祈祷和追忆的召唤。在英国和法国通常敲两下丧钟表示一个女人去世,敲三下表示一个男人去世。有时小一点的钟被用于敲女人或孩子的丧钟,而大一点的钟声被用于男人或上层阶级。婚礼的钟声也同样根据社会地位区别对待,赤贫阶层一般没有钟声,而巴洛克时代的富人们则享受着同视觉上的四轮马车、礼服盛装以及摇曳的烛光相称的听觉伴奏。

  在所有地方,钟声都用来标示时间的流逝。即使在新教地区的城市,祈祷的钟声已经失去了它作为礼拜仪式信号的功能,它仍旧标志着一天的开始与结束。在日内瓦,晨钟只是晨钟而已,不含祈祷的意味,在凌晨四点钟敲响一轮。这与城门开启的时间相一致,标志着新一天的开始。在这一轮晨钟响起后,日内瓦的工匠还得等到听到圣彼埃尔教堂的钟声响起之后才能抡锤劳作。更多的钟声每隔一小时响一次,有时甚至半小时或十五分钟响一次。雇主和雇工们同样都仰仗钟声作为可靠的计时方式。多数城市也有宵禁晚钟,警示城门即将关闭,而且酒馆客栈也到了打烊的时间,所有的良善居民都应该在此时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在日内瓦,宵禁以排钟的合鸣为标志,随后便是在城门的敲鼓声音。

  不仅仅是每日时刻,就连每周和每年的重大日程也由钟声来标记。在18世纪50年代,巴黎一个中心区域的教堂打钟者被要求在每年的二十二“主要享宴日”奏响洪亮而持续的钟声,而每逢二十二“另外享宴日”则要敲响“半洪亮”的钟声。在一般的礼拜日以及其他宗教节日里,发出的则是“普通的”撞钟声。一些教堂钟声,比如巴黎的天主教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那些钟,会在不同季节被奏响相应的礼拜仪式曲调,这些曲调能够在凌晨时分传播得很远,被很多人听到。那些了解这些信号意义的人能够马上就分辨出这是什么日子,这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

  几乎在任何地方,如果是突然地、毫无征兆和规律地敲响当地最大的钟,这总会是预警火灾或其他突发事件的信号。在斯特拉斯堡有一口大钟叫做“圣灵之声”,直至19世纪末,这口钟在平常都轻易不敲,只会在两个火灾同时爆发的紧急时刻才能敲。在米兰,根据曾经的法律,当听到市中心的大钟响起的时候,所有的建筑业工匠都必须奔赴火灾现场。这时他们需要再注意聆听火灾教区的钟声指示来跑对方位。钟声也用来传递新闻。一场军事胜利或某位王室成员的降生、婚姻、加冕或离世都会使王国内的所有城市放开限制激烈撞钟。各地情况都不尽相同。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港口,钟声是远航船舶到港的信号。在温泉和社交胜地巴斯,钟声是达官贵人到来的信号。严厉的惩罚,特别是处决,也经常由一个特定的钟来宣布,比如在米兰就是这样。或者有专门的敲法,像法国的昂热大教堂的大钟敲击九下。

  如果说钟声曾经是听觉信息的普遍承载者,那么它绝不是唯一的承载者。在阿姆斯特丹,宵禁是用鼓声来奏响的,在伦敦则是守夜人的呼喊,还有一些地方则是通过放炮。在巴黎,直到18世纪早期,宵禁的信号都是由人拉着铁链子走过街道来发出叮当声。每一天从早到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声音标记。任何熟悉当地节奏的人只须侧耳倾听。在一些地方,婚礼会在早上举办,在伦敦还会伴有雷鸣一般的击鼓声。教堂里面的吟咏声也会在特定的时段流溢出来。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教堂的管风琴会每天演奏两次。在法国北部的瓦朗谢讷,由一位热心公益的市民遗赠的四个高音双簧管,会在正午时分从教堂塔楼里奏响报时。在军事要塞城镇,时间如同在击鼓和卫兵换防中前进。巴黎暮色中的妓女对着潜在的顾客吹着口哨。在18世纪中期,里斯本的人们则在冬夜聚集到他们的门阶花费一个钟头的时间吟诵玫瑰经。

  静默与声音一样能够提供信息。现代早期的欧洲城镇夜间与白天的区别远远比现代都市中的要显著得多。一辆四轮马车的“滚滚雷鸣”会吵醒居民。在伦敦,守夜人的喊叫声和钟声同“持火炬者”(为人们点亮他们门口火把的人)随声附和的声音,神秘地贯穿伦敦空旷的街道。

  市集的日子总是引人入胜,季节性的变化同样如此。英国诗人约翰·盖伊(John Gay)在18世纪初写道:

  连续的呼喊宣告季节的变迁,

  留下一年中一月一月前进的痕迹。

  听!街道上最高声部的嗓音在唱,

  要抛售春天那慷慨的产品!

  而当六月的惊雷平息了那湿热的天空,

  甚至礼拜天也被鲭鱼的哭喊亵渎。

  当迷迭香和月桂织成诗人的花冠,

  哭喊,频繁地喊叫,穿越整座城池,

  然后判定那圣诞节日的临近。⑤

  冬天给东欧和北欧的城市带来了雪橇的铃声。狂欢节的庆祝仪式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刺耳,扰乱了常规的声音秩序。另一方面,宗教音乐被礼拜仪式日程严格地遵循执行。复活节和圣诞节的颂歌也不会弄错。而从耶稣升天节的周四到复活节周六,教堂钟声的数日沉寂,对于习惯了几乎连续不断钟声的人们而言,一定是让人心神不安的。此事的寂静,是对于基督受难和死亡的有力提醒。在天主教地区《我来了,造物主》表示着圣灵降临节,而圣体节游行伴随着托马斯·阿奎那供宗教游行用的赞美诗。亨利希·海涅还记得在他小时候,19世纪刚开始那些年,人们在逾越节所唱出的熟悉又古老的歌声。

  所有这些声音都是对“时间性”的重要标识,但它们对于型塑人们对都市“空间性的”感受也同样重要。如果我们想像一下盲人在街道上是如何走路的,就很容易理解了:店铺不同则声音也不同,啤酒缸的叮当响声告诉他有小酒馆,交通噪音增加说明到了路口。拥有视力的人同样如此,不管是否意识得到,他们也都在运用声音来给自己定位。狗吠、鸡鸣、百叶窗的嘎嘎声,流水汩汩,水桶的叮当声,都能成为特定空间的标识。童谣《伦敦的钟声》(“The Bells of London”)提醒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教堂的钟声听起来都是不同的。比如在法国的里昂,每个教区的主钟都有不同的音高。

  人们出于对当地“声音标记”的共同经验,构成了巴里·楚阿克斯(Barry Truax)所称的“听觉社区”(acoustic community)。⑥在一个都市环境中,这种共同经验创造了互相交叠的听觉社区。人们熟悉自己社区里面的声音,对这些声音的反应与外来者的反应不尽相同。如果本地的日常声音模式被打断了,比如出现了突然的静寂、刀剑的撞击声、踏步前进的沙沙声,都会立马让当地人提高警惕,将每个人引到窗前。愤怒的嗓音也会带来这样的反应。在公开场合用这样的声音来引起公众注意并从而侮辱对手的人,其实就是利用了人们对声音环境发生突然变化时的敏感度。与之相反,熟悉的声音景观则给人创造了归属感,因为熟悉的声音本来就是属于特定城市、城镇或社区的“感觉”的一部分,是人们的地域感受的重要组成部分。

  声音景观、身份与权力

  声音除了与前面说的本地感、归属感相匹配之外,还在具备不同意义的事物之间创造了关联。钟声、歌声与宗教活动匹配到一起,造就了既是本地的也是精神上的共同体。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所造成的音符之间的和谐,被用来提升成员间的和谐以及培育精神生活的升华。在城市中由教区钟声所造成的联结,可能并不总是像在乡村地区那样有力,因为它们还要同其他各种关系进行竞争,但无论钟声在哪里,总是为人们提供庇护感。他们是在钟声的庇护之下接受洗礼并走完了一生。而直到18世纪晚期,钟声仍继续被敲响以指望着保护社区免受瘟疫和风暴。

  声音还帮助人们为自己建立身份,往往是多重的,有一些是本地身份,另外一些则更加宽泛。在一些仍然能在任何角落听到单个主钟(或其他声音)敲响的市镇,比如拥有“大汤姆钟”(Great Tom)的牛津,这个声音就成为了所有人共享的参照点,并因此把当地所有人口象征性地统一起来。尽管许多城市的地盘、人口和嘈杂程度都在增长,教堂钟声仍具有保持精神共同体的功能。声音洪亮的城市游行也是如此——像耶稣受难节在都灵市的游行仪式会长达四个钟头。在新教地区的16、17世纪,在听觉上与此相当的是赞美诗和圣歌——它们帮助凝聚新教共同体那种对抗罗马天主教教义的身份。新教教徒与天主教教徒能够通过他们对特定声音的反应来清楚地区分彼此。美国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来自新英格兰的清教传统地区)记下了他在1785年在巴黎一家书店里面的事儿:“当我在书店里时,我们听见小钟在街上敲响;书店里的每个人(天主教徒),除了我自己,都马上跪下去而且开始轻声低语着做祷告以及在他们自己胸前画十字。外面走过的是一个神父,为一个将死之人带去上帝的旨意。”⑦可见,特定的声音和对它们的回应帮助建构了不同的听觉共同体,这些不同的听觉共同体不仅仅与特定地域相联系,而且与具体的文化、宗教和伦理团体相联系。伊斯兰社区人们对于定期召唤的祈祷的感受方式,截然不同于基督教社区。几乎在每个地方,不同的语言和口音这些声音因素都强化了声音之外的那些集体性文化身份特征、标记(波西米亚德国人与匈牙利人相对;爱尔兰人与伦敦东区佬相对)。

  个体所发出的声音也能帮助决定人们怎样看待自己以及别人怎样对待他们。木底鞋标志着农民;木屐声(在18世纪初的伦敦)则表示这是位女工;沙沙的丝绸声表示是贵族女性。城市精英认为打嗝、放屁以及其他由身体所产生的噪音是不礼貌的。安静的举止被看做有教养,高声吵闹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的。切斯特菲尔德爵士写道:“频繁和大声地笑是蠢笨和举止粗鲁的特征:这是底层乌合之众对愚蠢的事物表达他们愚蠢的快乐的方式;而且他们把这称作是快乐的。”⑧不过,绅士说话和笑起来的声音仍然比女士要大。人们既通过发出或制造声音,也通过耳朵对声音的辨识来栖居在社会中。这在城市环境中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在这里情况比乡村复杂。

  声音也在城市权力的结构中居于重要地位。嵌入在城市声音景观里面的是等级制度,决定什么人能够在什么时间发出哪一类声音。在每一座城镇,最大的钟(声音最响传播最远的)总是最具权力和声望的。它们被用来标记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在19世纪初的法国,每个教区的大钟的用途都被限于较高规格的弥撒和主要的庆祝仪式。在每个地区,最重要的教堂拥有最大的钟。因此,在巴黎圣日耳曼修道院的大钟敲出的是低A音,与巴黎圣母院的第二大钟敲出的是相同的音高。在许多地方禁止其他钟在教堂钟声响起之前敲响,例如在复活节时就是这样。在斯德哥尔摩,为国王和王后祈祷的信号由属于贵族阶层的骑士岛教堂的钟声发出,随后才响起其他所有的钟声。

  权威者的声音特权,不仅在于控制了发声权,也在于主宰了静默权。它强化了不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可以自由讲话,另一方被强制聆听和遵从。当国王讲话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仆人和社会的下层阶级,在地位较他们优越者向他们说话时应该保持静止。女性谦恭地低声遵从吩咐也是服从的表现。法庭上的沉默表明对法官权威的尊敬,而学校和修道院则强制性地把沉默作为纪律来实施。

  任何人如果掌控了声音,就控制了一种用于交流与权力的重要媒介。世俗君主会篡夺教堂钟声来标示他们的王朝庆典活动,说明了钟声对散播信息和作为政治工具,赋予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性。在1729年,巴黎所有的钟持续敲了三天三夜来宣告一位法国王储的诞生。使居民丧失睡眠、干扰阻碍所有其他声音并且使臣民的脑袋处于嗡嗡作响的状态是王室权力强有力的表征。钟声把人聚合为整体的效能是其他声音很难做到的。所以也就毫不奇怪,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革命者们很快就通过夺取钟声来展示他们的新秩序。

  声音在建构身份、等级和权力关系上的重要性,能通过它所激起的许多争执而展现出来。在1753年,巴黎大主教便卷入一场关于钟声的争执,一个教区的教堂守门人拒绝为巴黎大主教所提倡的圣心团体敲钟。这一事件是天主教主流派与詹森派改革运动之间长达百多年的尖锐纷争的一部分。阿兰·科尔班描述了在法国围绕着钟声所产生的更多矛盾,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贯穿到19世纪。也有邻近的城镇或者教区因为钟声问题所带来的无尽纷争,大家都在争夺对声音最大和声音最优美的钟声的拥有权,或者将它们敲得最响而淹没其他钟声,因此在听觉意义上延伸了教区的边界。

  尽管我们一般是综合运用听觉和其他感官,但声音景观本身也足够复杂到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它自己的语法和构成规则的“系统”。比如,当日内瓦的教区钟声敲响的时候,它到底是发出了宗教性信息还是世俗信号比如城门将要关闭,这取决于钟声怎么响、在什么时间响,以及在钟声之前是否有鼓声作为先导。

  都市噪音的历史

  与现代社会的变化相比,从中世纪时期一直到19世纪,都中声音的变化都不能算大。在19世纪中叶,街道上的喊叫声和钟声仍旧建构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日程。直到19世纪初,听觉系统在极大程度上仍保持完好无损,这种情况可能直到汽车出现才告结束。尽管如此,在我所考察的这几百年里,变化也是相当大的。这反映了都市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关键性发展。

  假如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伦敦人来到一座19世纪初的城市,在声音景观上最显著的不同可能是交通噪音。铺平的街道使得马蹄的哒哒声和车轮的回响声音更大,而有车轮的运载工具的数目增长则是天文数字式的。据一位作家所说,在16世纪50年代的巴黎只有三辆四轮马车,而大多数达官贵人都骑马或骑骡子。到18世纪中期——可能甚至更早——城里大概有20000架四轮马车,而在16世纪50年之后越来越多更廉价的车辆为更多的人所能够使用。随着贸易的扩大,四轮运货马车和马匹的数量也在增长。相对应的,背景噪音的水平,尤其是在老城中心狭窄、混响的街道,也在提高,迫使街头小贩不得不增强他们的叫喊声。

  在18世纪行将结束的时期,随着铸造工艺的提高和对它们数量和大小的限制的终止,钟声迎来了大幅增长。因此法国革命初期所敲出的钟声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最响的。在大革命末期,在法国和其他卷入战争的国家,上千座钟被熔掉,许多钟再也没有得以复原。没有得以复原的还包括钟声的功能、用途。

  另一个相当大的改变是听觉信号作为一种调节行为的手段,在逐渐减弱。这一情况在大城市中出现的要早于小城市。正如阿兰·科尔班所指出的,欧洲早期现代社会按照社群主义模式生活,每个人大体上都遵循相同的、很大程度上由声音进行标记的时刻表。钟声发送教区居民都应参加的宗教礼拜仪式的信号。城镇大门伴用听觉信号告诉人们,城门在特定时间打开和关闭。大多数城市都执行宵禁,对黑夜的普遍恐惧使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不愿待在外面。在清早的信号发出之前不允许开始进行工作,而到了特定时间则必须终止工作。然而到了18世纪晚期,城镇大门一般都保持打开,也不再执行宵禁。许多城市摧毁了它们的城墙,或者越过城墙向外溢出、扩散。都市居民也不再害怕掠夺者。对贸易和物资供应迅速发展的要求超越了先前的对流动迁移的限制。街道灯光的出现、对家庭灯光越来越多的使用、日益流行的城市精英的深夜娱乐,都提升了个体时间表的多样性。在所有这些地方,18世纪晚期是一个转折点。到了19世纪中期,城市在晚上不会昏昏睡去了。

  伴随着这些改变的也包括宗教从都市声音主宰地位上的退场。欧洲国家为王朝庆典、军事胜利和国家节日而从教会夺走了钟声。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宗教节日的数量逐渐减少,有时是由国家削减,有时是由教会自己削减。在许多城市,教区的地盘被重划,教堂减少。总体来说,教堂的出席率下降了,这在19世纪尤为明显。教堂钟声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响起。它们在城里面的数量越来越少。它们对主流人群的意义已经大不如前了。市政厅和工厂的钟声、号声开始取代教堂钟声作为时间的公共标记和预警信号。同时地,闲暇时间的商业化,使得人们愿意在星期天和宗教节日里去看演出和散步游乐。

  到了18世纪末,噪音是令人讨厌的东西的观点广泛传播开来。同样日益增加的是对于噪音的态度中的阶级差异。在18世纪末以后,喧哗的庆祝活动越来越被精英们视为庸俗。传统的狂欢节式庆典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辱骂越来越为“受尊敬的”人们所不齿。与此同时,都市精英们发展出了另一种声音文化,即作为下里巴人音乐文化对立面的古典音乐。在几乎每个王室的都城,音乐会、舞会和歌剧院都成为宫廷和城市精英们的生活中心。私人业余音乐会和音乐社团也是社交圈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产及更高阶层的女性而言,音乐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技能,是家庭、求爱和其他社交仪式的中心。可以说,这成为她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将她们同时跟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区分开来。18世纪中叶以后音乐和乐器销售的迅猛发展反映了这一精英音乐文化的扩展。

  因此,在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所发生的都市声音的关键性变化,是正在改变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新的技术或新的声源所造成的结果——尽管蒸汽机在这段时期的末尾已经开始出现。彼时,在欧洲城镇和城市运转的听觉信息系统正在失效。在现代早期,几乎每个人都依赖公共性的声音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主心骨。但是随着贸易的扩张,疆域国家的发展以及精英阶层的休闲、社交和工作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在声音意义的“编码”、“解码”上走向多元。他们的收入、社交、观点和对自我的认知等,各不相同。公共性的都市声音景观不再能起到统一社群的作用。大家越来越依赖私人化、家庭化的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生活:挂钟和手表、报纸、日历、年历、地图等等。这些都在18、19世纪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普及。在新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街道音乐和其他“噪音”也受到了攻击。公众场合的辱骂和瞎胡闹失去了它们的影响或被强有力地抑制下去了。警力和法制作为社会管控的新兴形式,取代了社群主义的生活习惯。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教堂钟声和其他宗教信号对许多人而言失去了意义。权力和身份以新的方式得到表达,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通过着装、口音、家庭消费的细微之处表达出来,而不再通过巴洛克式表演。声音依然重要,它没有被视觉取代,但它的用途和使用语境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

  注释:

  ①P.Bailey.“Breaking the sound barrier:A historian listens to noise”.Body and Society,2,1996,pp.49-66.

  ②A.Corbin,Village Bells.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New York,1998; 1st pub.1994.

  ③J.P.Gutton.Bruits et sons dans notre histoire.Essai sur la reconstitution du paysage sonore.Paris,2000.

  ④J.Pezzl.“Sketch of Vienna” (1786-90),abridged translation in H.C.Robbins Landon,Mozart and Vienna.New York,1991,pp.65-67.

  ⑤J.Gay.“Trivia; or,the Art of Walking the Streets of London,” 1716,Book II,lines 425-8,432-3,437-439.

  ⑥B.Truax.Acoustic Communication.Norwood,NJ,1984,pp.76-77.

  ⑦The Diary of John Quincy Adams,2 vols.Cambridge,Mass.,1981,vol.1,227,Feb.1785.

  ⑧Lord Chesterfield's Advice to his son on men and manners.London,1788,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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