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张彭春(左)导演《财狂》时的工作照,这是指导万家宝(曹禺)饰演韩伯康彩排戏时的情景。

　　2015年3月14日至6月28日第二届天津国际曹禺戏剧节及“永远的曹禺——2015第六届天津戏剧周”正在举行。曹禺剧作系列演出、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办研讨会等一系列纪念活动陆续推出。在戏剧盛宴举办之际笔者不禁想起了曹禺和他的恩师张彭春。

　　我国的话剧是从外国移植来的新型艺术形式。南开话剧也不例外。1860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也同时涌进了天津。据史料记载,那时在津由英国人演出的剧目有《我们的孩子》、《日本天皇》、《忍耐》等。西方话剧在津的演出影响着李叔同,同时也影响了少年张伯苓、张彭春和后来的曹禺。

　　曹禺,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黎元洪总统秘书。生母早逝,继母酷爱戏剧,经常携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青少年时期的曹禺目睹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看到了许多“流氓”、“恶棍”以及“苦力”的劳动者,听见了深夜小巷传来的卖儿卖女之声,这对曹禺一生创作的思想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2年秋,12岁的曹禺进入南开学校。在这里,他萌发了对话剧的兴趣,得到了兼通中外戏剧的导师张彭春的培养。正像曹禺自述:“从1925年,我15岁开始演戏,这是我从事话剧的开端。感谢南开新剧团,它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南开新剧团培养了我对话剧的兴趣。当时新剧团的指导老师张彭春先生给我许多帮助。”他又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确实,就外因而言,戏剧启蒙教师张彭春的引导对曹禺戏剧才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张彭春的启蒙和指导就没有曹禺的戏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