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方宝璋，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他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工书画；著述甚丰，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苏轼仕途坎坷，历任朝廷与地方职官，关心民生疾苦，多惠政，敢于针砭时弊。其著述中涉及的一些经济管理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兹择其主要者阐述如下。

　　一、安商利商思想

　　苏轼同范仲淹、李觏一样，把农、工、商三者视为“养民”所不可或缺的。他认为：“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

　　苏轼反对官营工商，与民争利。元丰八年(1085年)，他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提出，罢官府榷盐，使失业逃亡的灶户得以归业。他指出，登州自官府榷盐，带来三害。其一，“既榷入官，官买价钱，比之灶户卖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其二，“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三，“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专付破家”。苏轼所揭露的榷盐三害，其实就是国家垄断食盐经营的通弊。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牟取暴利，先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大幅度提高价格卖出。由于价格太高，老百姓买不起，致使官盐大量积压，一二年后变质化为粪土，最后亏损的仍然是国家。因此，苏轼主张“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

　　苏轼不仅反对官营工商，而且还提出应减轻私营工商的赋税负担，使私营商安于本业，能够正常地发展下去，从而带来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苏轼于《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指出，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但在变法期间，盐税日增，从原来三十三万两千余贯，增至熙宁六年四十九万九千余贯，使当地百姓不堪其负，无法承受。苏轼认为，这些小盐贩是小本生意，本钱不过一两贯，“偷税则责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正是由于“课利日增”，政府的赋税太重，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与五六年前赋税较轻时的“盗贼稀少”相比，现在则是“刑法日峻，告捕日繁”，“盗贼日众”。显然，苏轼认为，河北京东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赋税太沉重，使他们失去生计铤而走险。

　　为此，他请求朝廷“特赦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只有政府免税，许可小盐贩自由贩卖，才能使“贫贱之民”，“不待驱率，一归于盐”，不再为盗贼。苏轼这一主张不仅使小商贩重新有了生路，而且对大商人、国家财政收入也有益处。因为政府允许小盐贩免税自由贩卖，小商贩必然“争来分买”，这样就能促进大商人扩大批发业务。由于“大商既不积滞”，从而扩大了销售范围和数量，“乡村僻远，无不食盐，所卖亦广”，其结果是政府“收税必多，……损益相补，必无大亏之理”。总之，小盐贩的免税贩卖，将带动整个盐业从生产到销售、收入分配、消费诸个方面的良性循环，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安定。

　　苏轼还反对粮食贸易中征收五谷力胜税钱，主张充分发挥商贾的作用，让粮食免税自由流通，粮价自然波动，从而达到“农末皆利”的目的。他说：“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值。”他认为，增收五谷力胜税钱造成“农末皆病”，因为官收五谷力胜税钱后，“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因此，他建议取消五谷力胜税钱，让商贾运贩粮食有利可图，粮食就会自由流动，使农末皆利，官府虽然失去五谷力胜税钱收入，但可从其他税收中得到补偿。他说：“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流通，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

　　总之，苏轼反对官营工商，主张民间私营；反对向私营工商征收重税，主张减税或免税。这种着眼于安商利商，并且注意兼顾国家、大商人、小商小贩和消费者利益的思想，对于发展工商业经济、维护社会安定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