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不绝于耳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论，其偏颇正在于自囿于宋朝汉人的立场，把中国的内涵局限于中原汉族王朝，把文化中国的进程终止于宋朝文化，却无视中国与中华民族都是与时俱进的复杂共同体，中华文明也处在不断变化与丰富的曲折过程中。

　　当下讨论宋代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摒弃宋朝中心论与民族偏见，而将其置于大宋史视野下与唐宋变迁的长过程中作双重思考。

　　以大宋史视野来看，在宋朝立国三百余年间，中国绝不仅仅指宋朝，还应包括辽、夏、金、蒙，以及相继并存的大理、吐蕃、西辽、回鹘、于阗、黑汗等民族政权在内（还应考虑宋朝境内各民族关系，此不具论）。当时，宋、辽、夏、金与蒙元政权，无不视对方为外国，但又无不主张“天下一家”而自称“中国”。宋朝先与辽、夏，后与金、夏成鼎足之势，不仅在疆域一统方面，前不能比汉、唐，后不能比明、清，在军事角逐中也基本上没占过上风，故而将这一时段称为所谓“后三国”或“后南北朝”的分裂时期，也自有其理由。

　　自内藤湖南主张“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经其弟子宫崎市定充分阐发，针对宋朝汉族政权与其他民族政权的并峙格局，他强调：“宋代以后出现了一种特别的形式，就是彼此有强烈的自觉和意识的国民主义相互对立。”（《东洋的近世》）他所说的“国民主义”，类似近代国家形成后的民族主义。两者之间尽管仍有区别，但吕思勉认为，孔子“尊王攘夷”说已首揭中国最早“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故不妨借以论事。质言之，民族主义的自觉构成大宋史时段民族关系的鲜明底色。

　　宋朝境内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凸出表现，就是重新高扬“尊王攘夷”的大纛，并注入新内涵，宫崎称之为“汉民族国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与北方民族政权的环伺紧逼，以致宋朝一再面临存亡继绝的现实威胁息息相关。而新儒学的形成与确立，则构成其民族主义新内涵的思想资源。宋儒强调“四夷不服，中国不尊”（欧阳修：《本论》），以期“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胡安国：《春秋传序》），确立民族自信，力图夷不乱华，进而用夏变夷，维护政治文化的大一统。推及与诸民族政权的外交关系上，宋朝在军事失利委曲求和时，宁可接受巨额岁币的苛刻条件，而拒绝沿用中原汉族王朝曾采取的和亲政策。

　　这一民族主义基调在各个文化领域都有不同凡响的回声，而南宋远比北宋高亢。《春秋》学因发挥“尊王攘夷”大义而再度跃居显学，士大夫论兵也成为风尚，不啻是民族主义主旋律在经学与军事学上的反应。诗词散文等主流文学，都各有爱国主义基色构成绵延不绝的作家与作品序列，“表白了他们这种久而不变、隐而未申的爱国心”（钱钟书：《宋诗选注序》）。这种民族主义也融入市民文艺的叙事性作品。从说话敷演杨家将抗辽故事（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到说话人直白呼吁：“中原之境土未复，君父之大仇未报，国家之大耻不能雪，此忠臣义士之所以扼腕”（《大宋宣和遗事》），都不难触摸到下层民众中民族主义的炽热温度。在宋学鼓吹下，民族大义逐渐成为全民共识，“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是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