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韩非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国家对民间工商业厉行干预。以商、韩为代表的法家人物，为维护秦国官僚政治体制及相应的军功爵制，极力主张国家对经济领域实行超经济干预政策，反对秦国民间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希望通过由国家全面控制、垄断经济资源的举措，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种经济干预和资源控制思想的具体表现，便是大力提倡“重农贱商”、“崇本抑末”。

　　极力放大国家与民众的矛盾

　　从商鞅起，法家人物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极力放大两者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冲突，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在商鞅等人看来，“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否则，民众就会轻视国家爵位，卑视官吏和朝廷赏赐，不专心致力农战。

　　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秦国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社会财富的分配主要在这一系统内通过军功赏赐进行。随着民间工商业发展及商人财富的积聚，秦国逐渐形成与军功爵制相离异的另一财富分配渠道。在商鞅等人看来，工商业者不事农战，获利却高于农夫和战士，且生活安逸，挟资千金，由此形成二弊。

　　其一，败坏社会风气，使农夫和战士无励志农战之心，官吏则易形成权钱交易之乱俗。“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不利于政治稳定。

　　其二，扰乱政治等级和社会秩序。在商鞅看来，商人挟利，率性而为，“挟重资，归偏家”，与心存异心的宗法权贵混为一体。一些大商人、大手工业主勾结官吏，横行乡里，“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将导致“尧、舜之所难”的情况，致使基层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失序。因此，商鞅提出：“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

　　力主国家全面控制经济

　　韩非进一步发展商鞅的经济思想。在韩非看来，国家与民众始终处于利益对立之中，民强则国弱，民众富足就不会效力于农战。因此，让民众处于绝对贫困中，防止民众通过国家政治等级和军功爵制以外的渠道取得富贵地位，才能使之一心一意追随国家赏赐和国家利益。“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韩非还认为，财富积存私家，会削弱国力，威胁国家稳定，“公家虚而大臣实”，“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