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关键词】开元后礼;《开元礼》;回归;改革;道教祭祀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有“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的著名论断,①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唐开元礼》和“开元后礼”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期的界限。“开元后礼”是姜伯勤在《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一文中首先提出,②他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唐礼的发展大体可分为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元后礼’等四个阶段。所谓‘开元后礼’的流变,尤以唐德宗贞元(785—804)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的变动引人注目。”文章论述了贞元元和间变礼的时代背景,以及从《大唐郊祀录》、《礼阁新仪》、《曲台新礼》、《续曲台礼》及敦煌S.6573v郑余庆所著元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所表现的变礼趋势与礼仪的仪注化、庶民化、日用化等问题,提出贞元元和时期是一个变礼迭出、仪注兴革的变化纷陈的年代。

    姜先生的文章精辟地指出了唐后期礼的发展线索和特色。在此之后,笔者曾撰文响应姜先生的观点,并具体分析了《开元礼》以后的变化,以及唐后期特别是贞元元和之际在强调《开元礼》原则的同时却不断修改、补充、创建新礼仪注的过程,认为《开元礼》被参照、吸收与被舍弃、取代构成了唐后期关于《开元礼》的两个方面,是唐礼不断革新的写照。③然而现在看来,对于唐朝后期礼的认识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因为就礼制的变革而言,从开元、天宝至中晚唐五代毕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战前乱后在对《开元礼》的取舍之间,有着态度取向与吸收程度的分歧变化,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本文即是试图对此变化的内容及阶段性进行分析,并针对礼制在天宝以后围绕皇帝礼仪、皇帝制度为中心的特点作出说明,从而对变化中的国家礼制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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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19页。

　　②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黄约瑟、刘建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222—231页;后收入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礼乐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吴丽娱:《礼用之辨:〈大唐开元礼〉的行用释疑》,《文史》2005年第2辑。

　　【作者简介】吴丽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项目号12&ZD134)的阶段性成果。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