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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今天要研究“中物西传”? ——李天纲在复旦大学的讲演
2017年02月10日 09:22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天纲 字号

内容摘要:中华文明如何影响西方,儒、道、佛学说如何在欧洲被积极谈论,这种题目最好是由西方学者来讲,说实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学西传”比中国学者好得多,最近如艾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形成的影响》,都不是目前中国学者写得出来的。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欧洲学者的著作汗牛充栋,中国的哲学家朱谦之、冯友兰都喜欢谈。现在讲艺术(fine arts),还有时尚(fashion),流行的是“欧洲风”,而当时的欧洲却曾经流行Chinoiserie,就是“中国风”,那时是欧洲学中国。《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全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欧洲;研究;学者;神学;儒家;耶稣;物质形态;传教;中西文化交流;中学

作者简介:

  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流行的是“中国风”。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是一种自然神学。今天,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

  和大家一样,我对“中物西传”的题目也很有兴趣。可以把它和“中学西传”并列研究,配成一对,所谓物质和精神并举,很有意思。

  我和高晞、王维江都是早期毕业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仁,所以一定要回来参与这个会议。自1980年代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这个研究室的方向之一。我们都是朱维铮先生的学生,由于朱老师的提倡,我的研究也是较早地进入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中西文化交流,过去的研究较多关注“西学东渐”,研究耶稣会士的翻译,如《几何原本》;关注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与本土知识的融合,如古希腊的“四行”与中国的“五行”之关系。总之,讲的较多的是中国如何受西方影响,或者讲中西方学者如何在华互动,发展“西学”。相反的运动,即“中国如何进入西方”,这样的题目讲得较少。

  当然,真正独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很早就都知道,中国思想、中华文明对西方也有作用,影响是双向的。只是我们中国本土学者更愿意持一种开放态度,希望从接受的角度讲“西学”,而不是用夸饰的方式讲“中学”。中华文明如何影响西方,儒、道、佛学说如何在欧洲被积极谈论,这种题目最好是由西方学者来讲,说实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学西传”比中国学者好得多,最近如艾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形成的影响》,都不是目前中国学者写得出来的,毕竟这个话题是在欧洲发生的,用西方语言完成的。

  但是,中国学者必须要走到世界上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周边。研究“全球史”、研究“早期现代性”,都必须和西方学者在同一个平面上思考问题。同理,研究“中学西传”、“中物西传”,即中国文化影响欧洲和西方,也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来看问题,初不必设此疆彼域,讲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当然承认学者都是受到语言和文化限制的,但是“限制”是拿来突破的,不是用作声张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懂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西班牙文,以前这个条件不具备。1930年代留学欧洲的学者,如向达、冯承钧等懂英文、法文,小语种就不行了。欧洲学者有多语种的天然优势,美国学者就差一点了,过去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博克舍(Boxer),能用葡萄牙、西班牙文,其他既懂专业,又掌握小语种的也不多。可喜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都起来了,掌握小语种的专业学者越来越多。北大南亚所得陈明教授在,北大做中西交通史有天然优势,欧洲小语种之外,还有南亚、东南亚语言,甚至南洋的方言都要用到。复旦历史系以前有章巽、姚楠教授,他们熟悉东南亚语言,研究南海的中西交通史,很有成就;1960、1980年代学成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衰退了,一般只掌握英、法、德大语种,不能掌握这些方言。现在情况好很多了。研究南亚的懂梵文、巴利文。在我们这个领域,上海、北京、广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懂得拉丁文、葡文、西文、意大利文,我们慢慢地有条件去研究中国文化的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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