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先生在《探疑》中说：“通行版本中存在不少的错误和可疑之处，我在阅读时记录了下来，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得手稿本的印件，得以破解谜团。”不过在我看来，他所举的几个例子，有些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2015年3月27日《文汇学人》刊出柳下风《名同实异的三种》一文，就张岱《文集》的版本问题，作了有益的分疏。其中提及栾保群先生2010年刊于《文汇报》的两篇文章，即《从看手稿本》、《探疑》，栾先生在后一篇文章里，且提及一些校勘的问题。这两篇我以前都读过，有些意见，现在趁这机会，写出来供讨论。又栾先生校注的《嫏嬛文集》，我认为也存在一些问题，一并提出商榷。

　　栾先生在《探疑》中说：“通行版本中存在不少的错误和可疑之处，我在阅读时记录了下来，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得手稿本的印件，得以破解谜团。”他又说：“从黄文来看（按指黄裳先生《关于》），这个愿望一时还难于实现，那就正好借此机会，把我私认是错误和可疑的地方条列若干，以期能与黄本对校，除了解惑释疑之外，兼能看出黄本的价值高低。”栾先生的这个心情，作为古籍校勘的工作者，自然可以理解。不过在我看来，他所举的几个例子，有些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如所举《嫏嬛文集》卷一《老饕集序》：“我兴，至宣庙，始知有饮食器皿之事。”栾先生认为：“‘我’字下应有缺字，为抄者避祸故意删落者。但所缺的是‘朝’，是‘明’，还是‘大明’，那就希望黄本能提供答案了。”栾先生注的《嫏嬛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于此处也加注云：“此句‘我’字下疑有阙字，是‘明’是‘朝’或是‘大明’，无可查考。”持说是相同的。

　　为了清晰起见，这里多抄些《老饕集序》的原文：“嗣后宋末道学盛行，不欲以口腹累性命，此道置之不讲，民间遂有‘东坡茶’、‘撮泡肉’之诮。循至元人之茹毛饮血，则几不火食矣。我兴，至宣庙，始知有饮食器皿之事。”按，此疑实不必有，原因很简单，“我兴”的“我”字，并不是“你我”之我，而是“指本国或当朝”，后面可以不跟“朝”、“国”字。换言之，“我”字句，并无不通的问题。谓予不信，请看《左传》《史记》的例子。《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这是《左传》的开篇，是人所熟知的。又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庄公十一年：“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最有名的，则莫过庄公十年、后人拟题为“曹刿论战”的：“十年春，齐师伐我。”这些地方的“我”，均指鲁国，后面不再加“鲁”字。不仅《左传》，《史记》中也屡见不鲜，如《鲁周公世家》：“七年，齐伐我，取郓。”《燕召公世家》：“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又：“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又：“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

　　“我”字的这种用法，后人作史、作文，每亦仿用之；如陆游《南唐书·烈祖本纪》：“昇元元年冬十月，吴帝禅位乎我。”这里的“我”字，指南唐。又魏了翁《泸州重修学记》：“迨我庆历，设教授之官。”（《鹤山集》卷四十五）黄震《玉皇殿记》：“迨我祥符、天禧间，宫观遂参错天下。”（《黄氏日抄》卷八十七）这两个例子，在年号之前，也都没加“宋”、“朝”字，尤足资比较。不过，喜论史学史法的，有时也不甚以为然；如刘知几《史通·模拟》云：“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丧，必云‘葬我某皇帝’。……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章学诚《驳张符骧论文》云：“史迁于世家、年表，各随本国称‘我’，其为误仍本史原文，失于改易，理甚明显。符骧生于今世，并无张吴旧史可承，而竟称士诚为‘我’，则是自出心裁。”（《章学诚遗书》75页，文物出版社）而这在张岱，是可以不用多管的，他虽著过《石匮书》，但他毕竟首先是文人，史家只是附带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