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在南北方起着领导作用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合称,这一称谓非常准确地揭示了陈、李二位在中共成立史上的先驱者地位。但由于历史及个人条件的差异,李大钊与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之途存在各自不同的特点。

　　“北李”:由学理而追求

　　李大钊早期思想的主题是启蒙,即希冀通过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的大力传扬,来揭破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封建专制,启迪民智,为建设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奠定基础。这一思想脉络与稍后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如出一辙。

　　民国肇建,当社会各界还沉浸在喜悦之中,李大钊已敏锐地觉察到:“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正巨也。”1913年冬,因寄予厚望的“二次革命”迅速走向失败,袁世凯专制统治浓云密布,李大钊离开令人窒息的故土东渡日本。次年春,入读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这一时期,受日本国内思想风气的影响,李大钊开始接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据时为留日学生的高一涵回忆,李就是这时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

　　在日期间,李大钊显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课堂的学习上,而是一如既往地对国内政局保持密切的关注。李大钊留学东瀛之际,恰值袁世凯帝制阴谋步步推进与日本对华侵略愈演愈烈之时,他的社会活动即围绕着揭批这两大国祸、唤醒国人而展开。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新一轮民众启蒙运动已初现波澜。次年1月,受留日学生总会推举,李大钊主编《民彝》杂志,以“主持正义,昌明学术,灌输近世文明,增进民国福利”为职志。5月,李大钊从早稻田大学卒业,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返回国内。

　　从1916年5月归国,到1917年11月受聘北京大学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李大钊与陈独秀的情况较为类似,办报成为他们这一时期的共同选择,因为报刊是当时启迪民智的主要凭借。与陈独秀以我为主、牢固掌控《新青年》的办刊方向不同,李大钊参与编辑的《晨钟报》、《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等均非完全能够出诸己意,而是各有其特定的背景,这就决定了李大钊与他们的合作往往为时短暂,频繁地更换成为李大钊此一阶段工作的常态。

　　报人工作为李大钊提供了较好的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平台。这一时期李大钊著述甚勤,发表文章近百篇,除了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与政治动向有所评论外,更将关注的眼光集中到青年和下层民众的身上。其中,《青春》是李大钊发表于《新青年》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其“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作”。该文以朝气蓬勃的“青春”为题,在阐述“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基础上,号召青年“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文章气势磅礴,热情洋溢,是一篇引导青年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战斗檄文,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基本特点和李大钊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