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足于“自国自心”的原创性品格

　　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现代性品格另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立足于“自国自心”，坚持了学术的原创性。

　　和同时代其他许多人一样，章太炎在甲午战争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东西各国新学书籍，从中寻求新的学理。他和他人合作翻译过《斯宾塞尔文集》，独自翻译过《社会学》。但是，在吸取东西各国思想学术资源时，章太炎一直非常注意不同学派、不同学者之间观点的差异乃至矛盾，关注这些观点贯彻于实际生活时的真实结果。他始终坚持必须从“自国自心”出发，在借鉴这些思想学术资源时要对它们进行认真审视，在这一基础上，创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理论。

　　章太炎坚持必须从“自国自心”出发，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确实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和梁启超视二十四史为帝王将相家谱不同，章太炎非常重视历代史志。如他在《菿汉微言》中所说：“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为不可易。”他早年就精读杜佑《通典》。在倡导建立新史学时，章太炎力主要加强文明史、制度史研究。1906年出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说词中，他提议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解释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们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他所说的“我们的历史”，第一是中国的语言文字，第二就是历代典章制度，第三则是历代人物事迹。

　　在历史问题上，章太炎一直坚持他在《征信论》与《信史》中所阐明的无征不信原则。《征信论》说：“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者为异，始卒不逾于期验。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诬，玄秘以成惑。”在治史方法上他和康有为的根本歧义就在这里。

　　正是基于对历史“始卒不逾于期验”的严谨学风，章太炎不赞成对秦以来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一概加以否定，不赞成对西方宪政、代议制政体全盘照搬。1908年他在《代议然否论》中指出，欧、美、日所实行的代议制只对地主、资本家有利，“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若照搬到中国，则“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据此，他主张，中国应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制度，其根本宗旨就是一要“抑官吏，伸齐民”，二要 “抑富强，振贫弱”，以使“君权可制”、“民困可息”。为此，他建议，在政治制度方面，要使“总统惟主行政、国防，于外交则为代表，他无得与”，要使“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徵之逮之而治之”；要使“司法不为元首陪属，其长官与总统敌体，官府之处分，吏民之狱讼，皆主之。虽总统有罪，得逮治罢黜”。他还主张，除小学和海陆军校外，“其他学校皆独立，长官与总统智敌体”；不设议会，“凡制法律，不自政府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法律既定，总统无得改，百官有司毋得自擅”。在施政方面，他主张：“凡经费出入，政府岁下其数于民”；“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之，否则止之”；“民有集合、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谣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在经济制度方面，他要求必须做到“田不自耕者不得有，牧不自驱策者不得有，山林场圃不自树艺者不得有，盐田池井不自煮暴者不得有，旷土不建筑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枭雄拥地以自殖也。”他尤其强调：“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营工商，托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产。身及父子兼营工商者，不得入官，不与其借政治以自利也”。他说这种政体，“谓之共和，斯谛实之共和矣，谓之专制，亦奇觚之专制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这里，他的国家学说的现代性表现得比《秦政记》更清晰。

　　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原创性，在形而上诸领域表现得尤其充分。俱分进化论，革命道德说，建立无神的“依自不依他”的普遍宗教或普遍信仰，齐物哲学，这四者的原创意义不仅在当时中国，而且在当时及其后的世界都显现得很清楚。

　　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俱分进化论》。先前，在《訄书》中，章太炎汲取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指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低等动物到有鳞之类，再到猿猴以至人类，是一个自然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还吸收了拉马克的进化学说，把进化动力归结为意志和思想。《原变》中说：“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但是，随后他发现，无论中国历史的演变，还是当代西方各国的现实，都证明，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是互相矛盾着的双方同时并进，“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魍魉之逐影，非有他也。”这就是他所提出的“俱分进化”的社会观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