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隔离区内一条难民聚居的弄堂

隔离区内的犹太人

    威廉·肖特曼 （William Schurtman)

　　日本人认为犹太隔离区的存在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益处。他们估计美国人对轰炸隔离区会有所顾忌。因此，他们在隔离区堆积军火，存放油料，安置无线电发射台，驻扎军队等。他们太过分了。战争结束前不久，一直小心翼翼避开虹口的美国人最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空袭，许多房屋（包括我们自己的）被毁坏，一些难民（加上数百名中国人）丧生。

　　大多数难民来自中产阶级和低薪阶层，他们被迫混在一起。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坚持保留他们的旧头衔，衣衫褴褛的报贩被尊称为“博士”，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坚持要人们以贵族头衔称呼他。

　　尽管有相当多的内部摩擦，但大体上说，犹太社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经常互相争吵，也时常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瞧不起的波兰籍犹太人。吵架和斗殴的双方一般不去求助于日本或中国当局，而是由“难民仲裁法庭”解决，表现得非常克制。远离祖国，正为勉强维持生存奋斗，还遭美国人的轰炸，犹太人依然保持了明显的稳定和平静。他们时刻关注着战争，尽管大部分新闻由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传播，但他们几乎可以凭本能得知什么时候同盟国又赢得了一场大胜仗。

　　犹太社区拥有一份日报——《上海犹太早报》，该报登载本地新闻和日本当局准许印行的国际新闻。一些难民拥有收音机，他们经常收听由日本人控制的英语电台，也从上海的一家苏联电台中收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苏联与日本没有交战，日本人被迫允许这家电台广播。收听短波被严厉禁止，但有一些胆大的人仍在偷听，并将好消息秘密传给他人。虹口商业中心舟山路以“小道消息之弄”而著称。自然，最流行的小道消息之一便是“战争结束了”，而且有一天它终于成了现实——战争结束了！但小道消息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7月我们离开上海时，制造小道消息仍是犹太社区的主要行业之一。

　　难民中有一些反希特勒的基督教徒，还有一些难民的非犹太人妻子和孩子，极少数难民改信了天主教和新教，并从传教士那里领取一些额外的救济金。

　　1938年，上海有许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学校。其中有一所上海犹太学校，由塞法迪和俄国犹太社区共同建立，位于市中心，有一个英国籍校长和很多英国籍教师，并严格按照英国方式管理，即使战争期间英国籍教职员工被拘留，不得不由讲英语的俄籍教员代替时也是如此。来到上海的第一批犹太难民，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上海犹太学校读书。但当数千名难民开始涌入虹口时，显然需要一所难民自己的学校。在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嘉道理的资助下，虹口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大部分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教师全部来自难民，用英语上课，英语很快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二母语。除了这所初等和中等合一的学校外，难民们也创办了许多小的成人职业学校。当然，他们从未建立过大学，但据我看，犹太社区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准会办到这一点的。

　　对难民来说，可以忍受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形式的娱乐活动。虹口有三四家中国人开的电影院，专放美国影片，难民们很乐意光顾。他们不仅渴望娱乐，还渴望有机会学英语。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影片当然被禁，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老片子还是使人得到相当愉快的享受。难民中有许多专业演员，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这些人很快就组织了剧团。音乐家创办了管乐队和管弦乐团，几位歌唱家甚至还组建了一个轻歌剧团，上演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小歌剧。当然，到处都有咖啡馆和桥牌俱乐部，甚至还有夜总会，其中一个设在虹口最高建筑物之一的屋顶平台上，在酷暑时期是个好去处。然而没有像样的酒吧或街角小酒馆，一直到战后，才有几家开业，以迎合美国大兵的需要。

　　在这人紧挨着人、十分拥挤的社区里，必然有大量的家庭娱乐。大家在某个家庭聚会，海阔天空地聊天，谈话艺术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由于缺乏食物，女主人通常只提供开水，客人们则自带咖啡（或代用品）、茶叶、糖或糖精。

　　难民们到虹口后不久就组建了足球队，几个月后还建立了三区业余足球联合会，每年举办一次联赛，中国和其他外国球队也参加比赛，热情的观众可达数千。十分流行的运动还有拳击、乒乓球，少数人甚至还打网球和棒球。社区没有公共图书馆，一些有创业精神的难民却搜集了一小批图书，建立了流通图书馆，年轻人——如我个人经历过的那样——把交换连环画搞得十分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