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战士在马家园战斗中打击敌人。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抗战老兵焦润坤。　　谢飞君　摄

　　焦润坤是从去年7月7日开始“火”起来的——

　　2014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焦润坤作为新四军老战士代表和国民党老战士林上元分别站在习近平主席左右两侧，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虽已91岁高龄，但作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宣讲团的名誉团长，在过去一年里，焦润坤不放弃任何一个讲述那段历史的机会。接受采访的全程，他说话铿锵有力，走路风风火火，依旧一副标准的军人模样。

　　他这样总结自己“不安分”的老年生活：我身上有着“日军侵略的目击者、细菌弹的受害者、抗战的亲历者”这三重标签，作为抗战的“活见证”，做这些事情义不容辞。

　　轰炸那天，正在常州站提篮卖豆腐

　　“我至今记得被日军轰炸后的常州街头，死伤遍地，路上到处是炸飞的腿，到处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

　　大概有些记忆真的可以永远真切，这么多年过去了，焦润坤闭上眼睛回忆起那一声声的“救救我啊”，依然保持着纯正的常州话音调，似乎能重现当时的情境。

　　1924年10月，焦润坤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卖豆腐为生的贫困家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焦润坤13岁。“八·一三”淞沪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向南京进攻，对沪宁沿线的各个城市狂轰滥炸。日军轰炸常州的那天，他正在常州火车站提着篮子叫卖豆腐。

　　焦润坤回忆，常州在此前并未经历过战争，所以，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大街上的老百姓都没有在意，直到炸弹密密麻麻投下来，才意识到真打仗了……当时的焦润坤吓得埋头躲在墙角，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等飞机远去，缩着头跑回家。

　　此番轰炸后，常州老百姓开始传话：“东洋人要打过来了，飞机还要搞轰炸。”于是，老百姓开始逃难，焦润坤的父母带着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一家五口往江北逃难。在远房亲戚家住了几个月后，因为没法过活，父亲带着他到上海找活路，母亲则带着弟弟、妹妹回常州找事情做。

　　“我父亲有痨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几经波折，我被儿童收容所收养，后又转到国际难童教养院。”

　　1938年秋天，教养院从上海转移到尚未沦陷的浙东地区，地址选在当时奉化泰清寺的一座古庙里。

　　回忆起难童教养院的日子，焦润坤说，在那个年代，自己能作为一名难童进入教养院实属幸运，因为教养院的院长竺梅先是民族爱国人士，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吃住，还请了70多位素质很高的爱国人士当教师，根据年龄与识字程度，分为幼稚班、小学和初中部，对难童进行教养。

　　“那段日子，对大家而言是启蒙教育的阶段，那么多的爱国人士教员，对难童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不少人参加了抗战。”

　　不过，好景不长，正常上课、参加课余劳动的日子没持续多久，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投下多枚细菌弹，病毒肆虐宁波城郊，奉化和慈溪一带也受到了波及。不到半年时间，教养院的孩子们开始有了症状。

　　“500多个孩子中有100多个被感染了，被整整隔离了100多天，我是其中之一。”焦润坤回忆，当时主要有两种症状，一种浑身长脓包疮，一种是高烧不断的疟疾，他都经历了。

　　“当时浑身都是脓包，大的跟蚕豆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痛苦难言。没有药医，只能用剪刀一个个剪破，再用淡盐水擦。那种疼痛，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和上刑相比没什么区别。”因为擦洗后需要晒太阳消毒，天气好的日子，隔离的难童们齐刷刷地躺着院子里晒太阳。

　　那段日子中，早上起床是最痛苦的时刻。“经过一个晚上，身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溃烂的伤口都和床单被子黏在了一起，隔离宿舍里到处都是一片哭喊声。”

　　焦润坤“皮包骨头”地走出了隔离宿舍，不久又得了疟疾，副院长徐锦华派人到宁波找来了奎宁粉。因为当时没有胶囊，药粉苦得要命，她还和医生用嫩菜叶包住药粉，连哄带骗让得病的孩子们吃下去，终于治好了大家的病。

　　焦老说，当时宁波一带的疫情确实非常严重，直到一年多后，慈溪南部区域仍有疫情没有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