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随着《新青年》的呱呱坠地,迸发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一批文化精英开始挽袖提笔,奔走呐喊。“德先生”“赛先生”舶来中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汇成巨澜,新青年们应时而动,新文化、新气象星点闪现。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研究,“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卓然成家。陈先生说,回眸新文化运动百年史,感慨万千——

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陈平原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

    5月1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我们见到了陈平原先生。雅号“平原君”的他深受学生喜爱,被公认为“极有魅力”。在学生眼中,他温和、亲切,爱请学生吃饭,时而有点“冷幽默”。记者约访时,他给出两个时间段,由记者自主选择,他准时“奉陪”。

　　面对媒体人,陈先生开门见山:“我研究的领域,离不开报刊,也就是传媒。”多年前他就在北大主持召开过“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敏锐地意识到:“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和表达。”

　　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 

　　陈平原先生说4月19日去过济南,参加了由山东师大主办的“五四百年论坛启动仪式暨《新青年》创刊百年学术研讨会”,他从“文白之争”谈起,通过强调繁简、拼音化及方言的能量来回应对于“新文化”的质疑。

　　与“五四新文化”结缘,对陈平原来说,既是专业,也是人生。

　　人生的转折,推着陈平原朝前走。1978年春,24岁的陈平原坐上长途汽车,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潮汕,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这之前,他做了八年的知青,其中几年是当民办教师。

　　“那时候,正赶上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谈启蒙、办杂志、思考中国的命运。后来读研究生,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那就更得跟‘五四’对话了。”陈平原回忆道。

　　“后来,我在北大读博士,毕业后长期在这里教书。对于北大人来说,‘五四’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无论学术、思想还是文章趣味,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的血脉相通。”陈平原说道。

　　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五四”在空间和时间上,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人们对“五四”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知道得越来越少,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陈平原分析,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曾经生机勃勃的“五四”,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

　　“回到现场”是陈平原为探究“五四”点明的路径。“那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只不过经过几十年的阐释,某些场景被凸显,某些记忆被湮没。”陈平原说。

　　在陈平原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断裂”。他给出了几个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成功的“文化断裂”,当事人必须掌握话语权,故能自我经典化。

　　在“五四现场”,学生抗议运动还余波荡漾时,命名活动就已开始。“五四运动”一词,首次见于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上,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用“毅”的笔名,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

　　“此后,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报刊、教科书等,连篇累牍地对‘五四’进行追怀、纪念与阐释。如此迅速地自我经典化,这样的机遇,实属罕见。”

　　旧报刊是会说话的,一页页尽管泛黄,但曾经掌握着舆论制高点。“传媒的力量大啊!”陈平原说。

　　至于“礼教吃人”的控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　1920年代的中国,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五四’的精神遗产,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深入广袤的乡村与小镇。只不过是死水微澜,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初步觉醒。”对五四新文化史料了然于胸的陈平原,言之凿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