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OECD希望同中国开展更好、更有组织的合作关系。尽管中国目前还不是成员国，但协商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希望获准在北京成立正式的办公室。我们也希望中国加入到委员会的定期讨论中来。

　　何伊兰（Irène Hors），法国人，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此外还曾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能流利运用汉语、英语及西班牙语。2005年曾被提名为“耶鲁世界学者”，2007年被任命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北京区首位高级顾问，负责向经合组织总部提供有关同中国合作的战略性建议，建立并推进同中国政府的接触，跟踪政策发展，并为双方合作提供协助和意见。2007年至2010年间，她还曾担任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顾问。

　　1947年，遭受二战重创的欧洲诸国建立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该组织的建立让各国政府意识到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从而拉开了合作的序幕。受此激励，欧洲18国以及美国、加拿大于1960年签署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OECD Convention），致力于全球发展。次年公约生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正式成立。发展至今，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组织已经拥有34个成员国以及众多合作伙伴，而中国是其关键的合作伙伴。作为一个国际性机构，其具体究竟如何运作？在与中国的合作方面又有何规划与进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唐磊和杨莉，于近日对经合组织北京区高级顾问何伊兰女士进行了采访。

　　1 “更好的政策，更好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报》：伊兰女士您好，我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我们中心的宗旨是调研国外中国学研究状况，及时向国内学术界及有关部门报道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进展。我们今天来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经合组织的工作机制以及经合组织同中国的合作关系。

　　何伊兰：很高兴能接受此次采访，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了解OECD，也希望同中国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OECD是个复杂的组织，我们在每一个政策领域的统计和研究都非常深入，可问题是，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所以在一般人的眼中，我们就是个“富国俱乐部”，这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希望通过这次采访，可以扭转这一偏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都知道，当今社会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有不少，比如非政府组织、各大智库、基金会等，那么OECD的定位是什么呢？它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何伊兰：首先必须明确的是，OECD不是非政府组织也不是智库，当然更不是基金会，这是一个政府间组织，我们的理念是“更好的政策，更好的生活”。OECD设理事会行使决策权，监管并决定组织的战略方向。理事会由来自34个成员国的代表以及一位欧洲委员会代表组成。而OECD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各个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的。总体来说，OECD约有250个涉及经济、贸易、科学、教育等不同政策领域的委员会、工作组以及专家组。委员会聚集了来自成员国、非成员国的决策者，这些来自各国的代表定期会面讨论，就某一具体的政策问题交流思想、经验，并提出要求。而秘书处则承担了组织委员会活动的任务，并在数据支撑的基础上做出分析并提交政策建议。我们可以看到，OECD涉及的只是政府官员，而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般而言，委员会定期见面的频率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

　　何伊兰：视不同委员会的需要而定，有的委员会可能每两周就会谈一次，有的一年才会谈一次。OECD的研究工作是由委员会决定的，换言之，就是由来自各个国家的决策者决定的。委员会这一名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也被称为工作小组（working party）或工作网（network），这主要看涉及政策问题的范围。如果该问题范围宽广，比如竞争问题，那么就设立一个竞争委员会；反之范围较狭窄，就称其为工作小组，当然，这个工作小组也是受委员会监管的。

　　2 为决策交流提供良好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可以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OECD的委员会是如何开展其工作的吗？

　　何伊兰：当然。我们就以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工作网为例吧。这一工作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央政府如何向省级政府或更下级政府拨款。这是每个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什么时候下拨一般性转移支付？什么时候会产生界限不清的拨款？怎样下拨才最合适？这些转移支付又要如何管理？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工作网把来自各个国家的负责人聚集到一起，分享彼此的经验，取长补短，集中所有资源以便最后可以达成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益的政策建议。至于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则需要秘书处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分析，这通常就是我们的工作。提出框架分析需要各种数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就会针对这一问题设计调查问卷。如果这些国家同意我们提供的调查问卷，那么就会做好相关工作，然后填好这份问卷，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提供可实际操作的经验及数据，并把结果反馈回秘书处。而这一结果是不会对公众开放的，只有秘书处可以接触到这些信息。我们的分析师们将所有数据整理好并反复对比、分析，最后形成一份可行性报告：如果贵国遇到这样的问题，符合这样那样的条件，那么最优的政策选择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OECD会进行学术研究吗？一般又是由谁来完成这些研究？

　　何伊兰：我不会把我们的工作称为学术研究，我们的工作是对各国政府就某一具体政策问题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当然有时候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召集学者，因为这对我们的工作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绝大多数时间，OECD的工作是在内部完成的。OECD秘书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独立的研究者，是我们的政策分析师，我们的研究成果只为决策服务。形成的每一份报告，都汇集并总结了项目参与国提供的信息，并得出具体的结论。尽管我们也生产知识，但OECD不同于智库。在巴黎总部，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国各大部委的官员汇集于此，参加不同的委员会，这样一种形式或者说结构非常独特。虽然我们不是智库，但也存在近似于智库的部门——经合组织发展中心（OECD Development Centre），该中心同政府间的关系比智库密切。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利用各大委员会的分析结果，专注于对国家发展造成更直接影响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政策对话和相互学习的良好平台。

　　3 在发展问题上助各国保持政策一致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的工作是否经常需要政府间的相互协调？

　　何伊兰：在某些领域是的。当然不管什么问题，政府主动配合与协调都比较好。举例来说，比如像刚刚提到的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关系，就属于不需要政府协调的，问题的发生和解决都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但是国际贿赂问题就不同了，需要政府间相互协调。我们以西班牙为例。如果一个西班牙公司贿赂阿根廷政府工作人员以达成某项投资协议，这在1997年以前是合法的，西班牙的反腐败法律没有覆盖到这一问题，因为贿赂行为发生在领土之外。而就在1997年，一些国家聚集到一起，相互协调并通过了一项立法，将贿赂外国政府工作人员判定为违法行为。这一公约于1999年被批准之后，国际贿赂将不再合法。不同国家政府协调通过的这项立法保证了公平竞争的环境。一般说来，只要涉及国际领域，都是需要政府协调的，比如贸易、投资等。因此，在这些相对应的OECD委员会上，关注同一问题的各大成员国、非成员国会一起起草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书（instruments），这些文书可以是一份声明，也可以是一份合约或者协议，通过这些文书，各国相互协调其决策制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OECD对政府的影响非常直接？

　　何伊兰：是的，尤其是你将OECD跟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别的组织一般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工作，它们的董事会大概每半年碰面一次，相对而言，时间间隔较久。而OECD的主管部门是理事会，理事会每两周就会碰面一次，其对OECD指导工作的监管也更为密切。OECD其实就是政府的有效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报》：OECD一直携手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国一同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清洁、更公平的世界”，您可以谈谈OECD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吗？

　　何伊兰：全球治理存在很多关键领域，其中一个领域便是国际贸易与投资。这一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比如税法实务、国际贿赂、投资管理体制等，而OECD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委员会针对不同的问题，通过成员国、参与国的共同讨论协商，最后形成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并将之付诸实践。比如，我刚刚讲过的1997年通过的反国际贿赂协定。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是OECD对全球治理贡献较大的一个领域，另一个领域则是环境保护问题，比如气候变化。我们的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Angel Gurría）也一直积极推进环境保护。我们不仅有环境政策委员会关注这一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委员会也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比如化学试剂的管理、基因工程等。此外，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各国政府发展绿色增长。OECD对全球治理贡献还体现在促进发展上。通过发展协助委员会，确保发展中国家也能从全球发展中获益。有时候，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鼓励各成员国提高援助水平。另外，我们在发展问题上还注意帮助各国政府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近四年来，OECD最大的成就就是对二十国集团（G20）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为G20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包括从税收到劳动力问题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共同决策有益于各国自身利益，而这恰恰是OECD所做的工作：将各国的决策者汇集一堂，为某一具体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保证你们分析工作的高质量呢？

　　何伊兰：在我看来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我们对工作人员的选拔非常严格。一般而言，每个职位都至少有400名到800名候选人，我们优中取优。另一方面则是成员国政府对我们的高要求决定的。这些政府密切关注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做到。

　　4 制定某些法律文件需考虑中国的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不是OECD的成员国，但是我们也看到，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一起，中国日益成为OECD的重要合作伙伴。对于同中国之间的合作能否影响你们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强大、更清洁、更公平的世界”，您的看法是什么？

　　何伊兰：我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是大大的肯定，这是我们工作的头等大事。从观点、经验以及实力和影响力来看，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这些国家都相当重要。我们迫切需要这些国家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大家坐下来分享彼此的经验，然后对某些问题施加影响。当我们致力于某些法律文件的制定时，就必须考虑中国的观点，这也是我们非常努力想要同中国打交道的原因。几乎每个部门都有工作人员做同中国相关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OECD同中国的合作是如何开展的？

　　何伊兰：我们同中国的合作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不过直到近几年才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是OECD“税收透明度和情报交换全球论坛”的成员，也是OECD国际运输论坛（ITF）联合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中国作为参与国加入了OECD组织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此外，中国也签署了不少OECD的文书和规定。

　　此外，我们与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农业部、环保部、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部、科技部等部委都建立了联系。商务部和我们联系最多，是我们的协调单位。还有就是上面提到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为了探究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最优。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缺乏数据支撑，所以有了这个项目。通过不同国家的中学生接受一样的测试，我们试着去理解测试结果，并寻找出哪一种制度成绩最好，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2009年上海以地区身份加入了这项计划，表现很出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合组织每年都有不少关于中国的出版物，很多都是中国相关项目的报告，比如《东南亚经济展望：中国和印度视角》，那么这样一些项目是怎么产生的？

　　何伊兰：决定要不要做一个项目是委员会的工作，项目的点子最初是来自各个委员会。如果参与国或者成员国同意这么做，那么我们就会对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并实施项目，为此，我们需要接触到政府的相关数据和信息，需要来自部委的配合。

　　5 OECD并非“富国俱乐部”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7年，OECD推出了针对中国、巴西、印度等金砖国家的“增强参与计划”（Enhanced engagement initiative），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吗？

　　何伊兰：是这样的。2007年，经合组织的成员国正式同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接触，表达了希望同这几个国家密切合作的意愿。我们给出了明确的信息：OECD愿意提供资源，将关注焦点放在这几个国家上，并优先考虑这些国家。不过几年之后，我们觉得“增强参与计划”已经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这几个国家的重视，所以我们更改了措辞，现在，我们把这几个国家称为“关键合作伙伴”。虽然要求中国成为成员国还为时过早，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我们希望中国在跟OECD的合作中可以感到愉快。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来你们期待如何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关系？

　　何伊兰：我们有不少未来计划，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中国加入更多的OECD文件和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中来。其次，OECD希望同中国开展更好、更有组织的合作关系。尽管中国目前还不是成员国，但协商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希望获准在北京成立正式的办公室。我们也希望中国加入到委员会的定期讨论中来。但目前来说，还没有形成定期的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一个问题，在同中国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挑战？

　　何伊兰：我认为，在合作中不存在文化上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应该是一般人对OECD不了解。当然这很正常，大家接受我们需要时间。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扭转“富国俱乐部”这一偏见。OECD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创伤，经济和社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从这一点上说，这不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各国决策者聚集到一起，分享经验，共同决策，为“更好的政策，更好的生活”而努力。